先秦諸子“先秦”指秦始皇焚書之前的一段時間，約當東周春秋戰國之世，我國主要的學術思想如儒、墨、道、法等大家，都起源於這個時期。子，是當時對人的尊稱，後來稱他們的著作也叫“子”。周王室東遷以後，學術重心由王官逐漸移向民間，自孔子以後，一時大思想家輩出，如老子、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等，皆能著書立說，而成一家之言，後世因稱這些思想家為“先秦諸子”。先秦諸子的學說在中國思想史上占有崇高地位，後世思想學派莫不淵源於此，諸子著作是了解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寶貴資料。參見“老子”、“莊子”、“墨子”、“孟子”、“荀子”。
九流十家先秦至漢初學術思想派別的總稱。西漢學者劉歆作《七略》，其中《諸子略》將先秦和漢初諸子學派分為十家，即：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家，並分別指出其學術淵源及主要特點。十家中小說家屬於藝文，除去不算，稱為九流。班固《漢書·藝文誌》即據劉歆說，著錄各家著作與人物。《漢書·藝文誌》：“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後亦泛稱各學術流派。《南史·袁粲傳》：“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義。”
儒家以孔子為創始人的重要學派。《漢書·藝文誌》列為“九流”之一。儒本為有知識技藝者的通稱。自孔子在春秋末年創立學派後，儒成為崇奉孔子學說的人的專稱。其主張為“祖述堯、舜，憲章（效法）文、武”，崇尚“禮義”和“仁義”，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政治上主張“德治”和“仁政”，著重倫理道德教育。戰國時儒家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兩派。自漢武帝罷黜百家之後，儒家為適應各個時代之需，而由孔子學說中演繹出種種應時的儒家學說。如今古文經學讖緯之學和“理學”等。五四運動前後，新文化運動對儒家學說進行了猛烈批判。隨著社會製度的變更，儒家學說失去了統治地位，但其影響至今廣泛存在。作為中國古代重要的文化遺產之一，儒家學說，應該得到科學的分析和總結。
道家以先秦老子、莊子有關“道”之學說為中心的學術派別。道家之名，始見於西漢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指》，又稱為“道德家”。《漢書·藝文誌》稱道家，吳道子老子像
列為“九流”之一。曆來學者多認為老子是道家創始人，莊子繼承其說，加以發展。在莊子之前或同時，有楊朱的“全性葆真”說，宋鈃、尹文的“情欲寡淺”說，彭蒙、田駢、慎到的“棄知去己”說，皆與道家思想為近。道家學說以老、莊的自然天道觀為主，強調人們應該在思想行為上效法“道”的精神，政治上“無為而治”，知識道德上“絕聖棄智”、“絕仁棄義”，與儒、墨之說強烈對立。其後，道家思想與刑名、法家相結合，成為黃老之學，漢初頗為君主所重。至武帝獨尊儒術，黃老乃漸衰微。然其思想流入民間，對東漢末道教的興起頗有影響。道教尊奉老子為教祖，然老子之學實非宗教。魏晉之間玄學盛行，王弼、何晏等輩首以老莊解釋儒家經典，促成儒道融合。佛學傳入中國以後，學者以老莊玄理詮釋佛典，號稱“格義”，又有釋、道合流之勢。其後宋明理學力倡儒家道統，並斥佛、老，但仍涵融有若幹道家思想。同時，道家崇尚自然的旨趣，對我國古典文學藝術等方麵，也有深遠重大的影響。
陰陽家戰國時期提倡陰陽五行說的一個學派。《漢書·藝文誌》列為“九流”之一。齊人鄒衍為其代表。衍曾至稷下及魏、趙等國宣傳其學，頗受尊禮。他提出“大九州”說與“五德終始”說，運用土、木、金、火、水“五行相勝”的原理，解釋曆史上朝代興替的原因，為新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論根據。鄒衍所著有《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今皆亡佚。其學說的一些片斷，見於《史記》。又，寫成於戰國後期的《禮記·月令》，分月記載夏曆十二個月的時令及有關事物，將各類事物納入五行相生的係統，有人認為也屬陰陽家的著作。陰陽家的學說多先驗及迂怪不經之言，至漢代演變為讖緯神學。然其對山川地理、天文時令的探究在自然科學史上不無認識價值，表現了非凡的想象力與寬廣的眼界。
法家戰國時期的重要學派。《漢書·藝文誌》列為“九流”之一。源於春秋時的管仲、子產，發揚光大於戰國時的李悝、商鞅、慎到和申不害等人。商鞅重“法”，申不害重“術”，慎到重“勢”。至戰國末，韓非加以融合，乃集法家學說之大成。法家在經濟上主張廢除井田製，建立和鞏固封建土地私有製，重農抑商，獎勵耕戰。在政治上主張廢分封，行郡縣，建立統一的君主國家，打擊舊貴族勢力，厲行嚴刑峻法，使令行禁止。在教育上主張廢儒家“仁義”之說，以吏為師。秦國用韓非學說建立了統一的秦王朝，然法家以性惡論為其理論根據，主張實行極端的君權主義和殘酷鎮壓人民，秦王朝不久即遭到覆滅。西漢以後，統治者“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仍采用“外儒內法”、儒法兼治的方法。法家的主要著作有《商君書》與《韓非子》。
名家戰國時以辯論名實問題為中心的一個學派。《漢書·藝文誌》列為“九流”之一。戰國時稱“刑（形）名家”、“辯者”，西漢稱“名家”。名家強調“控名責實，參伍不失”，名稱和事實必須完全相符。其見解常和當時流行的看法相反，“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對於名、實問題，惠施主張“合同異”，認為一切差別、對立都是相對的，過分誇大事物的同一性；公孫龍主張“離堅白”，重在分析感覺和概念，區別個別與一般、具體與抽象，過分強調事物之個性。雖各有所偏，然對中國古代邏輯思想的發展具有一定的貢獻。名家代表人物的著作，有《鄧析子》、《尹文子》、《惠子》、《公孫龍子》等。今傳本《鄧析子》、《尹文子》皆後人偽作。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第八章：“惠施、公孫龍代表名家中的兩種趨向，一種是強調實的相對性，另一種是強調名的絕對性。”又“名家的哲學家通過分析名，分析名與實的關係或區別，發現了中國哲學中稱為‘超乎形象’的世界。”
墨家戰國時期的重要學派。《漢書·藝文誌》列為“九流”之一。為儒家的反對派，影響極大。創始人墨翟，世稱墨子。戰國初，戰爭頻仍，貴族奢靡，平民生活困苦，墨翟主張以天下交相利來達到“兼愛”的目標，不論出身的高低，以選賢者擔任天子、國君，並製定製度、標準，讓天下平民去遵行。他要求為政者崇儉、節葬，要人不相信命運，但卻又相信天帝鬼神。後期墨家克服了墨子的天誌、明鬼等迷信成分，在認識論、邏輯學以及數學、力學、光學等自然科學方麵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墨家有嚴密的組織、嚴格的紀律，其首領稱為钜（巨）子，由上代钜子指定賢者擔任，代代相傳。墨門子弟必須聽命於钜子，赴湯蹈火而不辭。在國家學說上，墨家主張國君必須有絕對的權威，一國之內，隻能有一個統一的意誌。墨子死後，墨家分為三派。漢以後，統治者尊崇儒術，墨家衰微，逐漸成為“絕學”。至清代中葉以後，才被汪中等學者重視研究。墨家著作留傳後世的有《墨子》一書，其中《墨經》反映了後期墨家的思想。其他有關墨家的主張和活動，散見於《荀子》、《韓非子》、《莊子》、《呂氏春秋》、《淮南子》、《抱樸子》等古籍中。
縱橫家戰國時專以縱橫捭闔之術遊說諸侯，從事政治外交活動的謀士。《漢書·藝文誌》列為“九流”之一。代表人物有蘇秦、張儀等。南與北合為縱，西與東連為橫。蘇秦出使燕、趙、韓、魏、齊、楚六國，說諸國以合縱拒秦；張儀則破合縱，連橫六國分別事秦。兩派合稱縱橫家，對當時政局的發展變化有很大影響。《戰國策》中集中記載了縱橫家的活動和言論。《漢書·藝文誌》：“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當權事製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
雜家戰國末到漢初糅合各派觀點的學派。《漢書·藝文誌》列為“九流”之一。雜家的出現與形成，是當時政治上趨向統一，學術上要求綜合的產物。《漢書·藝文誌》所載雜家著作共二十家、四百零三篇，今多不存。其最重要者為秦丞相呂不韋令門客編纂的《呂氏春秋》、西漢淮南王劉安賓客編纂的《淮南鴻烈》。《呂氏春秋》又稱《呂覽》，《淮南鴻烈》通稱《淮南子》。二書保存了較多的先秦哲學思想、文化科技史料。《漢書·藝文誌》：“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蕩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農家戰國至西漢時注重農業生產的一個學派。《漢書·藝文誌》列為“九流”之一，著錄其代表人物與著作，如《神農》二十篇、《氾勝之》十八篇等，共九家百十四篇，但今多已失傳。《孟子》中載有許行其人，亦屬農家者流。針對當時不少學派鄙視農業生產，許行提出賢者應該與民同耕而食，饔飧而治，反映了古代社會中農民的一種社會政治理想。農家對農業生產技術也作了總結。《管子》中《地員》，《呂氏春秋》中《上農》、《任地》、《辯土》、《審時》等篇，皆為研究先秦農家的重要資料。後世《齊民要術》、《農書》、《農政全書》等著作，為先秦農家學說的繼承和發展。《漢書·藝文誌》：“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
兵家先秦、漢初研究軍事理論、從事軍事活動的學派。《漢書·藝文誌》據劉歆《七略·兵書略》著錄，分為兵權謀家、兵形勢家、兵陰陽家、兵技巧家，共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兵家主要代表人物，春秋末有孫武、司馬穰苴；戰國有孫臏、吳起、尉繚、魏無忌、白起等；漢初有張良、韓信等。今存兵家著作有《孫子兵法》、《司馬法》、《孫臏兵法》、《吳子》、《六韜》、《尉繚子》等。各家學說雖有異同，然其中包含豐富的樸素唯物論與辯證法因素。兵家的實踐活動與理論，影響當時及後世甚大，為我國古代寶貴的軍事思想遺產。
經學研究儒家經典，為諸經作訓詁或發揮其義理的學術。起源於春秋戰國時代的子夏和荀子等。秦代焚書坑儒，至漢代恢複經籍。漢武帝推尊儒家，置五經博士，始以通經作為選取人才的標準，治經、尊經成為一時風尚，經學大盛，自此成為中國封建文化的正統。但因經書文字、來源的不同，又有今文家與古文家之別。今文家多被立為學官，如《詩》分齊、魯、韓三家，《禮》分大小戴、慶氏諸家，《春秋》分《公羊》、《穀梁》等家，師徒皆由口授，稱今文經學。西漢末，古文經興，《毛詩》、《左傳》皆古文。至東漢馬融、賈逵等，為作注釋，重在訓詁博辨，稱古文經學。至唐代，孔穎達等撰成《五經正義》，綜合魏晉南北朝以來“南學”和“北學”的特點，成為義疏之派。宋代經學則重義理，稱為理學，又稱道學、宋學。其中又分程、朱與陸九淵兩派。明王守仁上承陸學，後人合稱陸王心學。至清，程朱與陸王兩派俱無新義，經學家多宗漢學，又稱為樸學，研究成果在漢、宋兩代之上，對曆代經學之整理，貢獻卓著。周予同《〈經學曆史〉序言》：“因經今文學的產生而後中國的社會哲學、政治哲學以明，因經古文學的產生而後中國的文字學、考古學以立，因宋學的產生而後中國的形而上學、倫理學以成。”
古文經學經學中研究古文經籍的學術流派。與“今文經學”相對。古文經，指用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前的篆書字體抄寫的儒家經書。始皇焚書期間，民間儒生將一些古文經書埋藏起來，至漢代前期，相繼發現，如景帝時，河間獻王以重金在民間征集所得古文經書，以及武帝時魯恭王從孔子故宅壁間所發現的古文經籍。諸王等先後獻給朝廷，藏於秘府。今文經，則指漢初由老儒背誦，口耳相傳的經文與解釋，由弟子用當時的隸書（今文）記錄下來的經典。至哀帝時，劉歆領校秘書，發現古文經不但文字與當時立於學官的博士本有異，而且有的經書篇章增多，有的全經為通行本所未見，因將通行的博士本定為今文經。他指責今文經為秦代焚書之餘，殘闕不全。基於此，劉歆請立古文經《毛詩》、《左傳》、逸《禮》於學官。因遭到太常博士群起反對，劉歆離開京都。西漢末，王莽欲篡權，提出“王田”的主張，要將土地收歸國有，利用《周禮》關於井田製的說法，以為理論依據。《周禮》屬古文經，古文經學地位因之得以提高。平帝時，立五個古文博士，以與今文經學對抗。東漢初，劉秀利用讖語鞏固政權，即位後，倡今文，廢古文。讖緯之風影響了東漢經學的今古文兩派。中葉以後，古文經學壓倒今文經學，著名古文經學大師如衛宏、賈逵、馬融、許慎等，或以學術取高官，或有門弟子幾千人，勢力極盛。古文經學斥責今文經學附會讖緯的妖妄，強調文字訓詁對於治經的重要性。為了準確解釋儒家經書，古文經學者對文字、音韻、訓詁作了精深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學術觀點，撰為著述，如劉歆認為“六書”是漢字造字的基本法則，揚雄著《方言》，許慎著《說文解字》等，皆有相當程度的科學性，至今仍為理解古代文化典籍的鑰匙，受到學者的重視。至東漢末，儒學大師鄭玄以古文經學為宗，兼采今文之說，綜合兩派，遍注群經，成為漢代經學的集大成者。唐代，太宗詔使國子祭酒孔穎達統一異說紛紜的南北經說，撰定《五經正義》一百八十卷，使明經取士，皆尊《正義》之說，紛爭遂暫告平息。中晚唐及宋代學者摒棄今古文的門戶之見，自出新意，宋人拋開舊注，直接往經文中尋求義理，敢於懷疑和獨立思考，遂成為“宋學”。明代經學衰弱，少有建樹。直至清代，乾嘉學者所用方法，稱為“漢學”、“樸學”，無論吳派、皖派、揚州學派，皆與古文經學為近。惟常州學派上承漢代的今文經學，依據《公羊傳》及董仲舒、何休等人著作，借闡發孔子“微言大義”表達自己的曆史哲學和政治態度，影響及於龔自珍、魏源、康有為等思想家。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分別以章炳麟與康有為為殿軍，二人以後，經學今古文之爭遂告結束。然作為不同的治學方法與對待古代思想文化典籍的不同態度，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的影響並未結束。
今文經學亦稱“經今文學”、“今文學”。經學中研究今文經籍的學派。今文經，指漢代學者所傳述的儒家經典，以當時通行文字隸書記錄，多無先秦古文舊本，而由戰國以來學者師徒父子傳授，至漢代乃一一寫成定本。如《尚書》出於伏生，《儀禮》出於高堂生，《春秋公羊傳》出於公羊氏和胡毋生。漢武帝時采董仲舒、公孫弘建議，表彰儒家經籍，建立經學博士，所用皆為今文經籍。又因當時政治之需，著重經文“大義”的發揮，是以公羊家的《春秋》學尤盛。西漢中葉以後，今文經學漸衰。東漢初，為改變王莽的政治措施，曾恢複設立今文經博士，未幾廢去。此後由於馬融、鄭玄兼采今古文學說，經學流派乃趨向混同。清代中葉，西方強權入侵，國勢日益衰弱，乃有學者繼承今文經學的傳統，發揮“公羊學”學說，幹預時政，主張變法，今文經學因又大盛。今文經學對於西漢封建統治的鞏固起過作用，至清後期則成為資產階級改良與變法主張的重要理論根據。清代的常州學派為今文經學派，其代表人物為莊存與、劉逢祿。龔自珍、魏源、廖平、康有為等人受清今文經學派影響較深。周予同《經今古文學》：“經今古文名稱的對立……它們的不同，不僅在於所書寫的字，而且字句有不同，篇章有不同，書籍有不同，書籍中的意義有大不同；因之，學統不同，宗派不同，對於古代製度以及人物批評各各不同；而且對於經書的中心人物孔子，各具完全不同的觀念。”又：“清代今文學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也自有相當的價值和功績，未可一概抹殺。就普通的影響說，在消極方麵，能發揚懷疑的精神；在積極方麵，能鼓勵創造的勇氣。就實際的結果說，在消極方麵，使孔子與先秦諸子平列；在積極方麵，使中國學術，於考證學、理學之外，另辟一新境地。”
讖緯中國漢代（前206—211）流行的宗教迷信。“讖”是巫師方士為朝代興亡暗示吉凶征兆的虛妄預言；“緯”是方士儒生附會儒家經典杜撰的雜書。讖緯起源於古代河出圖、洛出書的神話傳說。董仲舒作《春秋繁露》鼓吹“天人感應”後，緯書大批出現，如《詩推度災》、《尚書帝命驗》、《易乾鑿度》等。這些緯書把儒家經典神秘化。“讖”、“緯”互通，緯書中往往夾雜讖語，“讖”有時也依托於經。西漢後期讖緯得到王朝支持，王莽和漢光武帝都利用圖讖“符命”作為“改製”或“中興”的根據。由此讖緯更為泛濫。東漢章帝召開白虎觀會議討論五經異同，會後班固整理成《白虎通義》，讖緯經學雜糅，更使儒學神學化。讖緯受到唯物主義者王充等人批判，在東漢末期漸趨衰微。到隋文帝、煬帝正式禁毀後，基本絕跡。現存《易緯》一種，已不完整。有些緯書隻有片斷散見於其他書中。緯書雖然大部是迷信，但在天文、曆數、地理、博物等方麵保存了某些科學史資料。如緯書《尚書考靈曜》就有地動說，與以往天動地靜說不同。明代孫瑴編《古微書》，保存了部分緯書資料。
玄學魏晉時期的主要哲學思潮。所謂“玄”，出自《老子》“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一語。魏晉時，哲學家奉儒家的《周易》與道家的《老子》、《莊子》為經典，合稱“三玄”。又因他們討論的理論深奧、玄虛，具有高度抽象的思辨性質，故後世稱為“玄學”。玄學家大都出身名門大族，何晏、王弼為玄學的創始人。他們注重研究有無、本末、體用、一多、動靜、自然與名教等範疇的關係。其內部不同派別有：主張“以無為本”、“名教出於自然”的何晏、王弼；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阮籍、嵇康；主張“崇有論”的裴；提出“獨化說”與“名教即自然”的郭象。玄學以老莊思想解釋儒家經典，“援道入儒”，屬於唯心主義學說，是對先秦道家學說的發展。但他們若幹哲學範疇的提出，是認識史上的重大貢獻，對於豐富中國哲學史的內容，促進人類思維的發展，則具有積極的開拓作用。東晉以後，玄學探研佛理，玄佛趨於合流。南北朝時，佛學大盛，玄學乃走向衰微。
程朱學派北宋程頤和南宋朱熹兩學派的合稱。也稱為程朱理學。兩派思想基本一致。斷言“理”是宇宙的本源，是離開事物而獨立存在的抽象實體，由它主宰及派生萬事萬物。其學以主敬存誠為主，元明以來影響很大，受到統治階級的褒揚與提倡。與陸九淵、王陽明的“陸王心學”相對立。
陸王學派南宋陸九淵和明代王守仁兩學派的合稱。後人也稱“陸王心學”。陸九淵為宋代“心學”的創始人，以“心”為構成宇宙萬物的本源，提出“心即理”的命題，斷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將客觀規律的“理”主觀化。以“立大”、“知本”、“發明本心”為求學方法。明王守仁力承陸學，斷言“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創“致良知”及“知行合一”說。進步思想家李贄、黃宗羲、唐甄皆曾受到過王學的影響。陸九淵世稱象山先生，王守仁世稱陽明先生。陸、王兩派思想上一脈相承，和程朱學派相對立，明代以來有較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