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貝夫的直接影響下，十九世紀法國兩大科學社會主義者聖西門和傅立葉都對市場經濟的弊端作了批判。聖西門在《一個日內瓦居民給當代人的信》中，把市場經濟中的無政府狀態稱作“一切災難中的最嚴重的災難”。在後來所寫的一些著作中，他把這種無政府狀態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說的經濟自由聯係起來，認為經濟自由必然會導致生產的無政府狀態。隻有統一地組織生產和實行合理的計劃，才能消除經濟自由所引起的混亂狀態。聖西門還進一步設計了如何實施計劃經濟，他把計劃的職責列在最高行政權之內，由科學院負責編製計劃，然後送實業家委員會審查，最後交銀行家執行。比聖西門稍後的另一位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病作了更尖銳、更深刻的批判。傅立葉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反社會的工業主義製度”，在這種製度下，由於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相抵觸，每個人都處在同集體 不斷戰鬥的狀態之中。醫生希望人人生病，律師希望家家打官司，建築師夢想起大火燒掉半座城市，玻璃匠夢想下冰雹打碎所有的玻璃窗，……。在傅立葉看來，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對立根源於生產的分散性，這種分散的生產必然會導致競爭和無政府狀態，並不可避免地產生經濟危機。1825年資本主義世界第一次大規模經濟危機爆發時，傅立葉就指出這種危機是“生產過剩引起的危機”，[7]並把它形象地叫做“多血症的危機”，或叫做“由物資過多的壓力所造成的危機”。[8]傅立葉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批判的一個重要方麵是揭露資本主義商業的罪惡。他列舉的商業罪惡多達三十六種，其中有投機倒把、囤積居奇、證券投機、哄抬物價、買空賣空、摻雜使假等。恩格斯對傅立葉針對資本主義文明製度所作的這些批判作了高度的評價，認為在馬克思之前，“能夠進行這種批評的隻有傅立葉一人”。[9]
作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了以前的社會主義者們對市場經濟的批判和對計劃經濟的向往。在《資本論》、《剩餘價值學說史》、《反杜林論》等著作中，他們不僅用經濟學的方法分析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的必然性和周期性，而且進一步用矛盾分析法指出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發展的產物。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具體表現為資本主義各個企業內部生產的有組織與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決定企業命運的資本家為了多獲剩餘價值，總是力求采用先進技術，加強生產管理，在競爭規律的支配下盲目進行生產，而管不了自己的商品最終是否符合社會的需要，能否銷售出去。這樣發展下去，各生產部門之間的比例失調就會日益嚴重，達到一定程度後，就要爆發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這種過剩隻是一種相對過剩，它的形成是因在生產無限擴大的同時，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相對縮小。周而複始的經濟危機，給社會帶來巨大的震蕩和資源的浪費。在危機爆發時，工廠大量倒閉，工人失業巨增，生活水平下降，而為了維持商品價格，許多過剩商品不得不被銷毀。正是市場經濟的缺陷，使得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在內的社會主義者不約而同地對它持批判態度，而將未來社會的希望寄托在它的對立麵——計劃經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