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就設想，一旦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在最先進的國家幾乎都可以采取下麵的措施：“……5、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裏。6、把全部運輸業集中在國家手裏。7、增加國營工廠和生產工具，按照總的計劃開墾荒地和改良土壤。……”[10]其後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寫道：“如果合作製生產不是一個幌子或一個騙局，如果它要去取代資本主義製度，如果聯合起來的合作製按照共同的計劃調節全國生產，從而控製全國生產，結束無時不在的無政府狀態和周期性的動蕩這樣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難以逃脫的劫難，那麼，請問諸位先生，這不是共產主義、‘可能的’共產主義，又是什麼呢？”[11]恩格斯也說道：“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生存鬥爭停止了。”[12]列寧也說：“資本主義將必不可免地要為新的社會製度所代替，這種製度將實行計劃經濟。”[13]
從上可見，計劃經濟思想是社會主義思想家為解決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而提出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們把計劃經濟想象為簡單的加減乘除，大膽地為未來社會設計了一個個方案。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為了避免陷入空想，沒有具體地描述未來社會應當怎樣運作，隻是一般地指出社會主義國家在建立了公有製的經濟基礎後，把握了重要的經濟命脈，消除了社會化生產與私人占有製的矛盾，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各個企業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它們結成一個統一的整體，因而社會主義國家就有可能對國民經濟實行統一的計劃領導，根據整個社會的需要，在國民經濟各部門、各地區、各企業之間分配生產資料和勞動力，並且根據情況的變化，隨時調整比例關係，以保證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和高速地發展。
在上述充滿理想色彩的計劃經濟描述中，我們看到的是它對必要性的論證遠超過可行性。在可行性這個問題上，製定計劃者如何真實地反映千變萬化的社會經濟活動及其發展的需要，製定出的計劃在各種外界條件的幹擾下和具有不同的社會心理的執行者那裏能否得到如期貫徹，則是兩個懸而未決的認識論問題。
根據馬、恩、列的構想，一戰後建立的蘇聯，二戰後建立的東歐諸社會主義國家，亞洲的中國、朝鮮等，都曾嚐試建立計劃經濟體製。從產業部門地理位置的布局，各產業部門比例的確定，到投資趨向、資源配置、價格製定、工資調整，政府的計、經委等部門一概管了起來。從我國曾多次取締自由市場、割資本主義尾巴的現象看來，我們的決策人確實在努力“把全部國家經濟機構變成一整架大機器，變成一個使幾萬萬人都遵照一個計劃工作的經濟機體。”[14]這樣做的結果是什麼呢？當最初從一片廢墟上重建國家的時候，那種整齊劃一的步調，確實起了巨大的作用。周新城認為：“蘇聯僅僅用了12年時間，就完成了資本主義國家花了50年到100年時間才完成的工業化任務，憑借本國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打敗了法西斯德國，這些曆史性事件證明了當時實行的計劃經濟體製有其曆史的由來，並起過曆史的積極作用，不容否定。”[15]就我國來說，在1949——1952年三年恢複時期，農業平均每年遞增14.1%，工業平均每年遞增34.8%。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國的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4.9%，其中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8%，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4.5%。即使統計上有些水分，這樣的發展速度也是罕見的。正因如此，決策者們更加堅信“建成社會主義就是建成集中的經濟，由中央統一領導的經濟”。[16]把一大二公作為追求目標。
但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計劃經濟的弊端也逐漸暴露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