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七章 傳統茶學的空前繁榮與衰落——清朝時期(3 / 3)

在一些邊遠但又是人們經常過往的地方,往往也是“酒幟與茶旗並列”,給過路人提供小憩消渴的地方。這樣的茶鋪,有的是收錢的,也有不收錢的,叫做“施茶所”,大多數是出家人或者是善男信女們布施的。清人劉獻庭《廣陽雜記》就曾記載在黃廂嶺有一個和尚和他母親開的茶鋪,專門布施給過往客人飲茶消渴。收錢的鄉村茶館,則與都市茶館近似,隻是茶客更多的是當地居民而已。

由唐宋時期的宮廷茶宴、明代的文人茶室到清代遍及全國的茶館,反映了茶趣由貴族化、文人化而向大眾化、平民化的轉變。宋明乃至近現代茶館的普及,至少從飲茶角度反映了我國社會結構的漸變和中國人的氣質由傳統的自我封閉型向社會化發展的趨向。一座茶館便是一個社會。茶館中盡管有三教九流,魚龍混雜,但在這種現象的背後,仍可隱約見到新的活潑的社會動向。傳統的茶德及其一套套的程式規製雖然已在茶館的聲浪中煙消雲散,但茶,作為傳統的飲品,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並沒有消失,相反,卻以更廣泛的新的形態得到加強。小小茶館的變化,其實體現了傳統文化在不同曆史階段的蛻變。

由於飲茶風氣的普及,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各個方麵,幾乎都有與茶有關的痕跡。尤其在婚禮中,清人和茶有關的趣事最多。

清人男女婚嫁,換過八字後,如果雙方父母都認為滿意的話,就由男方下定親的聘禮。淮南一帶,男方給女家聘禮,其中必定有茶。這是因為種的茶樹會結種子,而移栽的茶樹則不會結種子,以茶為聘禮,是取其象征的美好意義。當然,這一風俗由來已久,在清代以前就已存在,隻是清人阮葵生在《茶餘客話》中記載了下來,使我們得以了解這一風俗。以茶葉為聘禮,是件很普遍且嚴肅的事,清人福格《聽雨叢談》說隻有娶正室才可以用茶葉作聘禮。也有一些人娶妻入門,雖然聘禮中沒有茶葉,但下聘禮卻叫做“下茶”,表示定親以後不可移易。

清代婚禮中與茶葉有關的習俗還很多。比如新娘入門,要對男方的祖先和長輩行跪禮,這在廣東順德叫做“跪茶”,而在湖南醴陵叫做“拜茶”,禮節極其苛刻,進門即要跪下,用膝蓋行走到公公婆婆麵前,叩頭數次;然後見每個長輩都必須這樣做,有的新娘實在受不了這般折騰,有當場痛哭失聲的。這種風俗未免太殘酷而煞風景。

清人新房也有許多花樣與茶有關。如當時衡州(今湖南衡陽)一帶人結婚,鬧新房有一種茶樣叫“合合茶”,就是讓新郎、新娘麵對麵地坐在一條凳子上,兩人互相把左腿放在對方的右腿上,新郎的左手和新娘的右手互相放在對方的肩上,新郎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同新娘左手的拇指和食指合並成一個正方形,然後由人把茶杯放在其中,注入茶,親戚朋友輪流把嘴湊上去品茶。其他鬧新房的茶樣還有“安字茶”、“桂花茶”等等,大體上與“合合茶”差不多。

以茶待客的習俗至少在南北朝時已經出現。到了宋代,就已成為一種普通的習俗。清代客來倒茶已成待客之禮。但在官場上卻流行一種“端茶送客”的不成文的陋規。官場往來,尤其是上司召見下屬,由仆人送上蓋碗茶,主客都不飲用。但一旦正事已了,主人無心閑談;或者話不投機,主人不願意繼續談論,他就會端起茶杯假意飲茶,而這時左右侍從一見主人端茶杯,便會齊聲高呼“送客”,客人於是不得不起身告辭。這樣“端茶”就成了送客的暗號,無疑是下逐客令。當然,下屬接待上司,隻能戰戰兢兢,不能有居於下屬地位卻端茶杯要趕走上司,這分明是拿自己的烏紗帽來開玩笑,絕對行不通的。

宋人吳自牧就有“人家不可缺者,柴、米、油、鹽、酒、醬、醋、茶”的說法,飲茶滲入到中國人日常生活的每個角落,從官場裏的虛偽習俗到朋友之間的把盞促膝談心;平民間的迎來送往、交際應酬到婚喪喜慶中的禮祭贄聘、起居跪拜,到處都有茶的身影,飲茶與人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真可以說是“不可一日無此君”了。

六、傳統茶業的黃昏

清代,關於茶的知識和茶的飲用,早已在歐洲和世界傳播和普及,但從現在查到的文獻,歐洲最早介紹茶葉的著作,卻是16世紀50年代威尼斯作家拉馬歇所寫的《中國茶》。但自從茶在歐洲和世界的傳播以來,茶葉就逐漸成為與絲綢一樣是中國與西方貿易的主要商品。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世界茶葉貿易,主要是中國和英國的貿易,因為其時除中國以外,產茶國日本、朝鮮所生產的茶葉都不多,而英國則依靠其無可比擬的強大船隊,整整壟斷了世界茶葉貿易達兩個世紀之久。英國和東印度公司在與中國長期的茶葉貿易中,獲得了巨額稅收和利潤。但是,由於當時中國自給自足經濟對英國工業品所需甚少,在中英貿易中,中國長期處於順差的地位,銀兩源源由不列顛和印度流入中國。在這種情況下,英國殖民者竟然以走私鴉片到中國來換取有益健康的茶葉,這種極其卑劣和醜惡行為,當然要激起我國人民的義憤和反抗。英國侵略者便悍然發動了鴉片戰爭,用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英國通過鴉片戰爭,除維護販賣鴉片的“權利”外,也為其他列強打開了與中國通商的大門。以茶葉貿易來說,中國被迫對外開放後,其他國家也競相參加與中國的茶葉貿易,結束了東印度公司對中國茶葉貿易的壟斷,從而大大促進和刺激了我國茶葉生產和出口的發展。

當時廣東、福建、江西、湖南等地的茶葉生產一哄而起,出現了一個盲目發展的高潮。以福建為例,當地人卞寶第這樣寫道,福建沙溪等地居民不善於種植茶樹,但為了增加收入,就把土地租給汀州、泉州等地的農民,甚至連種糧食的良田也毀了種茶,以至茶園相連。類似的記載,各省都有。總之,在清朝鹹豐、同治年間,我國南方許多地區,在國內外茶商的厚利引誘下,毀林種茶、毀田種茶,使我國的茶葉種植、生產都達到一個空前發展的高度。

但與此同時,我國茶葉種植和生產卻潛伏著一個極大的危機。因為在我國各地大力發展茶葉生產的同時,也是英國在印度、斯裏蘭卜,荷蘭在印尼大規模建設茶園的過程。19世紀中葉以後,英國等國家在印度、斯裏蘭卡等地引種我國茶樹獲得成功,大批新茶園陸續建成投產,從而逐漸減少從中國進口茶葉,使得中國茶葉不斷失去原先的國際茶葉市場。一些地方生產的茶葉賣不出去,不但在鹹豐、同治間開辟的新茶園,連過去的老茶園也一並廢棄了。據史料記載,從1886年至1900年的十五年間,我國茶葉出口金額就下降了38.5%,這也就是說,我國鹹豐、同治年間盲目發展起來的茶園至少要荒廢38%,這對廣大茶農、對我國的茶葉生產無疑是極其重大的打擊,從而使我國茶業由鼎盛驟然跌入衰敗的低穀。

19世紀末,我國茶業隨茶葉出口由頂峰驟然跌入衰敗的低穀以後,陶醉於鹹豐、同治年間茶業繁榮的各地官紳和茶商、茶農,一下子墜入五裏霧中,感到突然、迷惘和有點不知所措。但不久,在當時維新變法和民主革命思想的影響下,人們很快從飄渺中回到現實,從失落中找到教訓,重新振作起來,通過革新,使我國茶業由傳統邁進科學的近代。

我國古代茶學,是由陸羽編撰《茶經》所濫觴的。古代茶學和近代茶葉科學的區別,主要就在於前者是光憑感官建立起來的經驗科學。如關於茶樹的描述,陸羽《茶經》隻是說“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數十尺。……其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木並櫚,莖如丁香,根如胡桃”。這一由肉眼比擬建立起來的茶樹外部形態描述,一直作為我國傳統茶學的經典茶樹描述,被世代相奉沿用到清朝末年。到了20世紀初的光緒三十一年(1905),《定遠縣鄉土誌》首先采用近代植物學知識來描述茶樹形態,其所講的茶樹特征是:“茶樹乃常綠之木本植物,枝幹不長,謂之灌木。其葉互生,有短柄無托葉,葉邊有鋸齒。性喜暖,早春發芽由葉腋抽出。短小花梗,開白色之花。其花向下,花被由萼與冠而成,花冠六瓣,其狀大小不均。……”從現在植物學或茶學的知識來看,上述茶樹形態的描述已進入近代科學的門檻,比一千多年來不變的陸羽之說大大邁進了一步,標誌著我國傳統茶學向近代茶葉科學的演進。

當時四川首先創辦了“四川通省茶務講習所”,這是我國第一所茶葉專業教育機構,教授近代科學的茶學知識。從講習所畢業的學員分散到全省各地,對普及近代茶學的科學知識,推動四川茶業由傳統向近代的轉變起了積極的作用和影響。清末民初,我國學習國外近代茶學和振興茶業的努力在雲南和全國其他各主要產茶地區,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如雲南省在民國初年創辦茶業實習所,用新法采摘製作茶葉;浙江省的德清縣在縣誌中也寫道,當地茶商為了與外國茶葉抗衡,積極設法改良製法和裝法,以與之競爭。類似記載在其他地區的方誌中還有許多,這也表明清末民初我國茶業的振興和改良,是一個全國性的全麵發展的過程。

推廣機器製茶是清末民初振興茶業的重要內容。當時所有論述華茶不敵印度茶、錫蘭茶的原因,都歸結於手工製茶不如機器製茶。要在國際茶市上保持華茶優勢,隻有采用機器製茶這一途徑。這一點,以清末洋務派首領張之洞鼓吹最為得力。到本世紀初,福建、湖北、浙江、安徽等地采用機器製茶的茶廠已經很多,機製的紅茶、綠茶“色味並佳”,頗受外商歡迎。1902年,被日本侵占的我國的台灣開始用機器製造烏龍茶,當時在技術上屬於較先進的。

日本明治維新時,把參加歐美萬國博覽會和舉辦國內“勸業博覽會”,列為維新和實現近代化的一次重要內容。清末我國洋務運動和維新變法時,一些要求振興和改良的誌士學習日本維新變法,也想方設法宣傳博覽會的意義,力主我國也參加各國博覽會和組織自己的博覽會。反映到茶葉的振興上,就出現清末民初我國各地名茶也競相參加展覽,對茶業發展起了較大的促進作用。據一些地方記載,這一階段我國名茶參加國內外博覽會,並不斷獲得佳譽。

如安徽宿鬆雲霧茶,參加美洲博覽會、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受到褒獎;安徽廣德茶獲得1915年巴拿馬萬國博覽會金獎;江蘇丹徒碧螺春茶,獲得南洋勸業會金牌;浙江壽昌紅茶獲得1915年巴拿馬博覽會特獎頭等金牌等等。此外福建、江西等地所產茶葉也多次獲得世界博覽會金獎。

從上述所載獲獎情況來看,獲得國內外博覽會褒獎的,不一定是原來的名茶和著名的茶葉產地。如碧螺春,它的創製和傳統產地是江蘇吳縣的洞庭東山,但第一次南洋勸業會獎勉的卻是丹徒所產製的碧螺春茶。其他地區也有類似情況。這些充分說明,清末民初我國參加和舉辦國內外博覽會雖然次數不多,規模不大,但事實上的確起到了振興和改良茶業的某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