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上下如此看重賜茶之事，對本朝茶事的發展影響自然巨大。同時宋朝君主也常以名茶賜給來朝的外國使臣，使賜茶成為外交禮儀的組成部分。如周密的《武林舊事》中說，金國使臣到臨安，先賜龍茶一斤。第二日飲用茶酒後上馬進城入住館驛，朝廷再賜龍茶。皇帝正工式接見時也要賜酒茶名果。使臣返國日，皇帝還要賜龍鳳茶。如此頻繁的賜茶，加深了外來使臣對宋代名茶的印象，也了解到飲茶乃是宋朝宮廷乃至全社會的雅好，從而促進宋朝與周邊國家的茶馬貿易的發展和茶文化的傳播。
宋代皇帝對於飲茶的好尚，不僅限於對貢茶的需求，茶味的品嚐，宮廷飲茶形成的講究以及對飲茶的精神追求，而且還表現在對茶事和茶藝的理論總結和闡述，其結晶便是宋徽宗的《大觀茶論》。這是中國曆代帝王中唯一著有茶書的皇帝，這不能不說是宋代宮廷好茶的又一特色。宋代文化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在這一文化氛圍特別濃厚的社會環境中茶文化得以興盛發展，在此過程中，宋代皇帝對其發展是有倡導之功的。而且一切又都是發生在開封、臨安的宮廷中，也就成為了宋代二都飲茶風俗有別於其他朝代和同時代其他城市的特色。
開封、臨安二都市民飲茶風俗，構成了宋代都城飲茶的另一特點。宋代都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與茶關係密切，從某種程度上說，市民對茶絕不比宮廷疏遠，隻是形式不同而已。
在東京開封市民生活中，茶坊是必不可少的。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說開封朱雀門外除東西兩教坊外，“餘皆居民或茶坊”。東京茶坊為了吸引顧客，還會使出各種招徠顧客的手段。如有的茶坊掛出宋太祖所賜的書畫作為裝飾以吸引茶客上門；有的茶坊建築奇麗巧妙，富有特色，營業時間不分晝夜，成為市民休息之所。
南宋雖偏安江左，臨安繁華卻過於東京開封，飲茶之風較之汴梁也更為興盛。臨安有名的茶肆，僅吳自牧《夢梁錄》提到的就有潘節幹、俞七郎、朱骷髏、郭四郎、張七相幹等八九家；周密的《武林舊事》也提到了清樂茶坊、八仙茶坊等六家，這些茶坊都具有一定規模和知名度，才使得吳自牧、周密等人在回憶臨安繁華的著作中記載它們。
這些茶坊繼承了開封茶坊的風俗，並有所發展，除插四時花、掛名人畫外，還在唐堂內列花架，“安頓奇鬆異檜等物於其上，裝飾店麵”，將盎然生機帶進室內，讓人有置身於自然山水之間的感覺。說明茶坊主人已知飲茶環境對飲茶之影響了。一些茶坊別出心裁，在店內設置響盞一類的樂器，敲打演出，以招徠顧客，稱為“歌賣”。一些茶坊中有茶食等物出售，以供茶客飲茶時食用。
在臨安市民的婚嫁習俗中有“下財禮”的規矩，富豪之家有“花茶果物”，百姓人家也有“鵝酒茶餅”，同樣讓茶在婚姻中表達著美好的祝願。臨安還盛行“分茶”。分茶與鬥茶屬茶藝的同一類型，有人認為分茶就是鬥茶的副稱，隻是要求更高的技巧，要能使茶湯水紋幻化出山水雲霧、花鳥魚蟲的圖案或文字，故被稱為“水丹青”，極其神妙。臨安有眾多水丹青的高手。文人雅士更是喜好這項活動，經常比試，以決高下。此外，在臨安人的生活中不能須臾離茶，凡社會、吉凶之事，自有所謂“茶酒廚子”專供飲食請客宴席之事，提供茶湯也是其服務的一項主要內容，由此可知飲茶在臨安人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開封、臨安二都多姿多彩的市民飲茶的豐富內容，與九重深宮中的飲茶禮儀，共同構成了宋代茶文化史上生動而獨具魅力的篇章。
四、宋徽宗與《大觀茶論》
在中國曆史上，宋徽宗趙佶是個以昏庸和荒誕著稱的皇帝，同時又是個以書畫名世，以撰《茶論》和精茶藝而著名的皇帝。宋徽宗生活的時代是北宋晚期，盡管北方有金國的威脅，但是徽宗卻仍然沉湎於玩樂之中，他對茶藝的愛好以及當時茶文化的發展，使他比之陸羽理解撰寫《茶論》的條件。
在《大觀茶論》的開篇，就顯示出宋徽宗對茶的特別嗜好和對品茶的獨特體會。他認為茶和其他日用物品一樣，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而且茶與其他日用物品不同，茶葉吸取了天地之間的靈氣，不但能消除人體內的積滯，還能使人精神清爽和諧。正因為如此，宋徽宗認為品茶是一種“清尚”。
《大觀茶論》總結了宋徽宗對北苑茶種植采摘、製作、鑒辨等的研究。在茶葉的種植上，宋徽宗認為茶葉的好否，首先取決於茶樹生長的環境。隻有在向陽的山崖或有遮陽的茶圃，陰陽相濟，茶樹才能生長茂盛。宋徽宗的這一觀點較之陸羽的《茶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關於茶葉采摘時間，《大觀茶論》也作了具體規定，宋徽宗認為以北苑茶來說，最佳的采摘時間是每年春天的驚蟄（農曆三月初）前後，這樣能“得天時為急，輕寒英華漸長，條達不迫，茶工從容致力，故其氣味兩顯”。在采摘的時間上，《大觀茶論》認為應該是天似亮未亮之時，以見日出即止，使茶葉能飽受露水的滋潤。采茶的方法是用手指甲采摘而不以手指搓揉茶葉，並及時將采摘下的新鮮茶葉投入清泉水中以保持茶葉的鮮度。對於北苑茶的製作，《大觀茶論》概述了其精要，以為采摘下的茶葉必須當天及時加工，否則一過夜便會造成茶走味而影響茶餅的質量。
在對茶餅的鑒辨上，宋徽宗有其獨到之處。他認為北苑茶餅的質量從其顏色上就可以清楚地辨別，如果茶葉是隔夜采摘第二天製作茶餅的，製作出來的茶餅顏色就會變得慘黑。隻有那種茶餅顏色“瑩徹而不駁，質縝澤而不浮，舉之凝結，碾之鏗然”的，才是茶餅中的精品。宋徽宗這種對茶餅的獨特研究和鑒辨，是宋代茶學中最獨到的。
宋徽宗不僅對茶餅深有研究，而且對草茶也有自己的深切體會。在《大觀茶論》中，他對產於北苑的一種草茶“白茶”推崇備至，認為白茶自為一種，與常茶不同，“非人力可致”，“如玉人在璞，無與倫比”。正因為宋徽宗喜好白茶，白茶在兩宋時期備受青睞，這也為明清散茶飲法的流行開了先河。
宋徽宗是宋代有名的鬥茶擊拂高手，在《大觀茶論》中關於煎水的技術，鬥茶的技藝，茶葉色香味的品味藝術及鬥茶用具的論述，是宋代茶書中最為精彩的。
宋徽宗首先介紹了鬥茶的用具：羅碾、盞、筅、瓶、杓的用料和製作要求。羅碾以銀製為最好，熟鐵次之，碾槽要深而陡，碾輪要銳利，這樣能把茶餅碾得細微。茶盞以青黑色的玉盞為最好，攪茶汁的筅要選用生長時間長的老竹，這種竹子紋理緊密，易於用勁。茶瓶應以金銀製作，茶杓則大小以一盞茶的容量為限。關於鬥茶用水，宋徽宗發展了陸羽的觀點。陸羽認為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並把天下泉水、江水、溪水分為二十等。宋徽宗在《大觀茶論》中認為“水以輕清甘潔為美”，“輕甘乃水之自然，獨為難得”。取水以山泉之清潔者為上，其次則是經常汲用的井水，如果是江河水，則既有魚鱉之腥，泥濘之汙，因此不足取。
在《大觀茶論》中，宋徽宗還十分詳盡地介紹了鬥茶的技藝，茶末的製作，茶膏的調製，對於點水、擊拂、手勢的輕重緩急，指繞腕旋，茶花的形成都有詳細的描述，同時還介紹了二湯、三湯乃至七湯的擊拂技巧。對於品味茶的色香味，宋徽宗有自己的獨到見解，他以為香甘重滑為上，而能產生這樣的香味，必須將采摘下來的茶葉蒸熟壓幹而研細，隻有這樣製作，才能使茶香充分發揮出來。就茶色而言，宋徽宗也是推崇純白為上，其他茶色則為次一等。他對貯藏茶葉和焙茶技術也有記載，他指出茶餅須放幹燥處，焙茶要用熟火，用灰壓住火頭，以熱灰的溫度逼散茶餅的潮氣，然後把茶餅放在竹漆器中密閉，陰雨天不得開啟，這樣貯藏的茶餅能夠保持茶湯純正而不走味。
宋徽宗的《大觀茶論》是研究宋代北苑茶種植、采摘、加工和藏茶技術的重要史料，同時也是研究宋代鬥茶藝術最重要的資料。宋徽宗以其精煉的文筆撰寫的《大觀茶論》，在中國茶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研究宋代茶葉和茶藝的寶貴文獻。
五、榷茶與茶引
在茶葉生產日益發展的宋代，茶葉在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上日益占據重要地位。為了便於控製茶葉的生產、貿易，宋代製定了榷茶製度，茶利收入成為宋代財政收入的重要部分。
所謂榷茶，即由政府設置專門的茶葉收購貿易機構，實行茶葉專買，以壟斷茶利。北宋在江陵、真州、海州、漢陽軍、無為軍、蘄口、襄州、複州沿江設置榷貨務。淳化四年（993年）廢除襄州、複州務，隻設置六榷務控製茶葉貿易。六榷務設在茶葉的集散地，又是交通要衝，它們將東南各地的茶葉分片集中起來，由所在榷貨務掌握，再讓商人用金帛向政府購買茶引，執茶引到沿江各地取茶，再轉向各地售賣。這樣，既切斷了商人同茶戶的聯係，又保證了政府對茶利的壟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