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南渡之初，著名的文人劉琨在給南兗州刺史的一封信中寫道：“前得安州幹茶二斤、薑一斤、桂一斤，皆所需也。吾體中煩悶，恒仰真茶，汝可信致之。”顯然，身為北方士族的劉琨，還是將茶作為一種可健身解悶的藥材飲用的。這與南方久已把茶作飲料看待存在著極大的差異。
於是，那些南渡的中原冠胄，便受到了久習飲茶的南方文化的挑戰。《世說新語輕詆》有這麼一段記載：
晉康帝的嶽父褚裒，字季野，官居征北大將軍。晉室南渡之初，他來到一個叫金昌亭的地方，江東的豪門權貴正在這兒歡宴。他們見褚裒來到，知道北方人不習飲茶，便想捉弄他一番。於是，江東豪貴命侍者給褚裒多倒茶水，少給蜜餞。然而褚裒不慌不忙地喝完茶，慢慢站起身來對眾人說：“我是褚季野。”結果是江東豪貴們大吃一驚，狼狽不堪。從這個故事看來，身為中原士族的褚裒是知道江東的飲茶習俗的。
有的中原士族卻對江南的飲茶習俗不甚了了，以致出了大洋相。還是《世說新語》記載著這樣一件事：
任瞻是中原頗負才名的文人，他隨晉皇室南渡之後，很不得誌。一次他來到建康，一些江東名士到石頭城（今南京城郊）迎接他，待坐下後便上茶相待。可任瞻並不知道這是江東習俗，於是問人說：“這是茶，還是茗？茶和茗其實是一回事，對於從中原初來江南的人來說，茶和茗弄不清楚，一坐下便上茶，自然覺得新奇了。而江東名士聽了這外行話，頗覺可笑，任瞻見旁人有異常表情，知道自己所問有誤，趕緊改口說：“不，不，我剛才所問的是，所飲是熱的還是冷的？”於是，引起一場哄堂大笑。這一次言談舉止的紕漏失態，使任瞻聲名大降。
任瞻對於飲茶的外行決不是個別現象，據記載，如東晉的司徒長史王蒙喜歡飲茶，有客人來就倒茶水讓客人飲用。中原來的士大夫都怕去他那兒喝茶，每次打算去拜訪王蒙時，就一定會說：“今日有水厄。”簡直把喝茶看作是一種受罪了。
隨著中原士族與江東豪族的融合，江東的飲茶習俗也為中原士族所接受，飲茶已成為待客之禮。據《晉書桓溫傳》說，東晉的揚州牧桓溫，生活簡樸，每次招待賓客，不多備酒茶，主要是用茶果代替。與他同時的謝安，是東晉的名士，有一次去看望吳興太守陸納，主人也不預備酒食，隻用茶果招待。看來飲茶和以茶待客，已經成為東晉豪門望族的普遍行為了，也成為江東豪門標榜節儉的一種象征。
在東晉飲茶發展的同時，當地茶樹的種植也有一個相應的發展。東晉時杜育的《羈賦》曾這樣寫道：“靈山惟嶽，奇產所鍾；厥生羈草，彌穀被崗。”羈草當指茶葉。《宜興縣誌》把這首賦收入地方誌的藝文類，與唐人的歌詠宜興的作品歸於一類，無疑，這首賦所吟詠的是宜興附近植茶的情況，“彌穀被崗”，可見茶樹的種植在宜興山區的普及程度了。江南茶業有較大發展的同時，茶業在我國南部沿海也獲得了一定的發展。如東晉裴淵《廣州記》中說：“西平縣出皋盧，茗之別名，葉大而濕，南人取為飲。”需特別指出的是，在這一時期，雖然茶在我國的中部和東南沿海取得了某些發展，但是我國的茶葉生產和技術中心還是在巴蜀荊楚地區。如晉朝的張載《登成都樓》詩：“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區。”孫楚的歌句：“白鹽出河東，美豉出魯淵，薑桂茶羈出巴蜀”，反映的就是這種情況。
綜上所述，盡管我國發現、利用和飲用茶葉的曆史非常久遠，但是從古文獻記載來說，漢以前乃至三國的茶史資料十分稀少，以至對這時的茶，隻能看作是一種藥材和地區的簡單飲料現象。到西晉以後，隨著飲茶習俗與我國各地的社會生活及其他文化的進一步交會和互相影響，也隨著文獻記載的增多，這才初步顯示和構建出了我國古代傳統文化的特點和係統。西晉時期，不僅有愈來愈多的士大夫卷入飲茶行列，出現了《登成都樓》、《出歌》等一類的吟及茶事的詩歌，還出現了杜育《羈賦》一類專門描述茶的茶文化藝術作品，待客以茶已成為士大夫們標榜節儉、樸素、清淡廉潔的色彩，使茶文化多少注進了一些儒家“尚仁貴中”的基本思想。
其次，隨著我國飲茶習俗的日益普及，也隨著這一時期道教和佛教的廣泛傳播，我國茶文化與佛道文化也開始相容和互相影響。佛道主張清靜、清心寡欲，而飲茶習俗正是這種清心寡欲的最好注腳。茶水恬淡，回味無窮，飲茶習俗為僧道所接受和融合於僧道的日常生活中，為茶文化的構建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