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必須指出的是，在漢以前，對於是否有專門的茶具和以茶為禮的情況，古籍記載並不明了。王褒《僮約》中所說“烹荼盡具”是否就是指的是茶具還有爭論。但是，東晉時，任曜到石頭城看到的“坐席竟下飲”，杜育《羈賦》“器擇陶筒，出自東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列”等描寫，這裏不但明顯地看到了“以茶待客”的禮俗，而且還看到了當時對烹茶用水擇器，也已頗為講究，以至各地每個人對飲茶用具的產地和式樣都有所推崇了。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一些，但就上述幾點，我們也能看到，中國茶文化的脈絡，已經日益清晰地顯現出來。因此我們可以說，東晉是我國傳統茶文化的形成階段。
四、“酪奴”遍北朝
南北朝和東晉一樣，也是處於南北分裂割據的局麵。南朝的宋、齊、梁、陳四朝是在東晉的基礎上相承而來的，所以茶業的發展在時間上和實際內容上都存在著直接的承繼和連續關係。從這一角度上說，南朝茶業是東晉茶業發展的一種繼續。
舉例來說，建康是南朝四代的都城，圍繞建康，在南方茶葉生產隨經濟發展而有相應發展的同時，江淮和江浙沿海一帶的茶葉生產，尤其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如三國兩晉時，我們從文獻中所見的重要茶產地，幾乎全都在巴蜀和荊楚兩地。但是，到南朝時，如《桐君錄》所載，“西陽（今湖北黃岡）、武昌、晉陵（今江蘇常州）皆出好茗”。《桐君錄》又作《桐君藥錄》，是一部本草類的藥書，大約成書於南朝劉宋時期。從這部書所列的三種名茶看，基本上都屬江淮一帶的範圍。這反映出其時江淮一帶，因建康茶葉消費的需要，不僅茶葉生產，而且在茶葉質量上，都有了明顯的提高。
南朝官吏也鼓勵百姓植茶。據《南齊書劉善明傳》載，宋明帝時，善明為屯騎校尉，出為海陵守。“郡境邊海，無樹木，善明課民種榆、鉱、雜果、遂獲其利”。這裏“鉱”就是茶葉。由此看來，茶葉不僅是當地生活需要，也已成為一宗大眾的經濟作物。
這一時期，供茶、飲茶不僅用來招待賓客，而且進一步運用和擴展到了對祖先神靈的祭祀上。如《南齊書武帝本紀》中提到，武帝臨死前下詔說：祭祀要出於本心。我死後靈前切勿用牲畜作供品祭祀，隻要設置餅、茶飲、幹飯、酒脯而已。並要求這一規定天下都要遵守。從這段記載中，我們清楚地看到，其時江南地區的飲茶，已經和飲酒吃飯相並列，成了一種日常生活的內容。其次齊武帝提倡用茶作祭，雖然對貴族的約束不大，但對後來社會上推廣以茶為祭，還是起到較大作用的。
北朝在前秦覆滅後陷於戰亂之中，經過數十年的動蕩，到北魏建立才趨於穩定。由於長期統治北朝的是不尚茗飲的遊牧民族，他們對南方的飲茶習俗既不了解也不願接受，采取一種鄙視、乃至抵製飲茶的態度，使北方飲茶習俗的推廣陷於一種停止狀態。《洛陽伽藍記》中記載著這樣一件事：南齊秘書丞王肅因父親獲罪被殺，投歸北朝，任鎮南將軍。剛北上洛陽時，王肅不食羊肉和奶酪，經常吃鯽魚羹，喝茶。喝起茶來，一喝就是一鬥，北朝大夫譏笑他為“漏卮”。但幾年後，王肅參加北魏孝文帝舉行的朝宴，卻大吃羊肉，喝奶酪粥。孝文帝覺得很奇怪，問道：“卿為華夏口味，以卿之見，羊肉與魚羹，茗飲和酪漿，何者為上？”王肅回答說：“羊是陸產之最，魚為水族之長，都是珍品。如果以味而論，羊好比齊魯大邦，魚則是邾莒小國。茗最不行，隻配給酪作奴。”孝文帝聽了大笑不已。
從此，北朝士大夫們都將茶稱之為“酪奴”，對飲茶者加以譏諷嘲弄。朝貴宴會時雖然仍舊設立茗飲，但士大夫們都感到可恥而不再飲用。隻有南方來的降民喜好喝茶。
這條史料清楚地說明，北魏時，洛陽鮮卑貴族雖不尚茶，但並不禁斷南北茶葉貿易。相反，在宮廷中專門備有茶葉，隨時用來招待、宴飲南方的降臣和嗜茶的來客。這說明中原自西晉開始流傳飲茶以後，即便東晉、北朝時南北阻隔，北方戰亂仍頻，但是茶葉仍以其不可中輟的魅力和需要，繼續綿延於中原社會。它的傳播速度應該說是緩慢的，它的作用也總是在藥用與飲用之間雜糅。它似乎還在等待，等待一個新契機的降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