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比較本真的老舍。依稟性和出身，他不大可能懷有特別使命感、特別崇高、特別緊跟時代步伐、特別載道、特別教化。骨子裏，他喜歡沉浸在“樂子”中，喜歡抓住和品味當下的愉悅，並且不覺得那是什麼低級趣味。他的心靈，是日常化、平俗化的。倘使本性不受打擾，他原可做到像任何市民那樣，一邊看著世事的起起落落，一邊專注於自己的生活、默默隨它而走，不那麼拋頭露麵，也不那麼奮勇爭先、引吭高歌。他承接著北京胡同世俗、安然而淺近的氣質——我以為，真實的老舍應該是這樣的。這比較符合他那個階層的人生哲學。
文學不在他的腦子裏，他原話是：“沒有那份兒願望。”（《我的創作經驗》）。《文學改良芻議》、《文學革命論》、《呐喊》、《女神》……這些對別人轟轟烈烈、如雷貫耳的作品，我們不知道當時的老舍是否讀過，甚至聽說過。沒有資料給予肯定的回答。就算讀過、聽說過，看來也沒有點燃他靈魂中的文學的火種。因為，他自己講得很清楚，他之萌生寫作念頭，起於在英國為著學英文而去閱讀英國小說的緣故。
一九二二年，失去勸學員職位的當年，老舍在西單附近缸瓦市基督教會受洗禮，成為基督徒。由此他結識缸瓦市倫敦會成員、燕京大學英籍教授易文思。一天，易文思告訴他，倫敦大學東方學院需要一名中文教師，而老舍將被推薦就此教席。
在倫敦，急於掌握英語的老舍，開始大量閱讀英國小說，把它當作外語學習的捷徑。《我怎樣寫（老張的哲學）》說：“為學英文，所以念小說，可是還沒有想起來寫作。到異鄉的新鮮勁兒漸漸消失，半年後開始感覺寂寞，也就常常想家。從十四歲就不住在家裏，此處所謂‘想家’，實在是想在國內所知道的一切。那些事既都是過去的，想起來便像一些圖畫，大概那色彩不甚濃厚的根本就想不起來了。這些圖畫常在心中來往，每每在讀小說的時候使我忘了讀的是什麼，而呆呆的憶及自己的過去。小說中是些圖畫，記憶中也是些圖畫，為什麼不可以把自己的圖畫用文字畫下來呢？我想拿筆了。”
注意，“老舍”這個作家的誕生：第一與中國自己的文學現實（“五四”新文學）無關，而是受著英國小說的激勵；第二老舍轉到文學上來，不像棄醫從文的魯迅、郭沫若那樣，覺得文學是更好的救民手段，也不像茅盾、夏衍那樣，先做革命家再做文學家、因革命而從事文學或者以文學從事革命，他對文學發生需要，僅僅基於排遣內心，慰藉自我，垂文字以自見。
他還說過更加駭世驚俗的話：“讀了它們（指英國小說），我覺得寫小說必是很好玩的事，所以我自己也願試一試。”（《寫與讀》）類似的論調，足足經過六十年之後，我們才在一些不屑於“載道”“言誌”的年輕人口中再次聽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玩文學”幾個字，曾令文壇花容失色，誰又知道被封為“人民藝術家”的老舍，早先對文學也持此論呢？
他相當堅持這一點。直到一九三八年，他還明確謝絕把他納入新文學主流的譜係的“好意”，頑固地標榜文學“很好玩”
的立場：“在一本什麼文學史中（書名和著者都想不起來了），有大意是這樣的一段話：‘魯迅自成一家，後起摹擬者有老舍等人。’這話說得對，也不對。不對，因為我是讀了些英國的文藝之後，才決定來試試自己的筆。……這就難怪我一拿筆，便向幽默這邊滑下來了。”（《魯迅先生逝世兩周年紀念》）
讓老舍萌動創作之念的，隻是一種力量：快樂。他從閱讀英國文藝中得到了快樂，進而希望也從自己的寫作、語言操弄中找到和創造快樂。他是為了追求快樂而寫作的。
他的“快樂主義”文學觀，在新文學主流麵前，不合時宜，遭人鄙夷。“有人說，《老張的哲學》並不幽默，而是討厭。我不完全承認，也不完全否認這個。有的人天生的不懂幽默；一個人一個脾氣，無須再說什麼。有的人急於救世救國救文學，痛恨幽默；這是師出有名，除了太專製一些，尚無大毛病。”（《我怎樣寫（老張的哲學）》）
在負載了重大社會曆史使命的“中國現代文學”整體環境中，這個幾乎抱著“玩文學”態度的闖入者，是不被重視的。從同時代者的講述可知，文壇上左右兩翼泰鬥級人物，魯迅及胡適，對老舍作品達成了某種一致，都評價不高。而那時的老舍，也毫不客氣地回敬了主流文學：“外甥問我是哪一派的寫家？屬於哪一階級？
代表哪種人講話？是否脊椎動物？得了多少稿費？我給他買了十斤蘋果，堵上他的嘴。他不再問，我樂得去睡大覺。”（《貓城記·自序》）
可能這樣的“外甥”太多，所以，“舅舅”也有些不耐煩。
他的文學態度，還微妙地表露於對一個字眼的仔細選擇中。到抗戰前，他從事寫作已滿十年，單單長篇小說就寫了七八部，然而對自己，一直死死咬住口，不用“作家”一詞，隻稱“寫家”，或者更加“庸俗”一點，稱“職業寫家”。一字之差，差在何處？大抵“作家”是“急於救世救國救文學”的，“寫家”卻並不把這種義務扛在肩上。或者，“作家”喻指精英的、知識分子的寫作狀態，“寫家”卻是唯快樂寫作是求、“專以寫作掙飯吃”（《（櫻海集）序》）、自由自在的寫作者。再者，“作家”一定要入文壇，入了文壇就難免有派，為著主義和口號去爭詈和焦頭爛額。老舍先生寫了十年，從來不跟文壇發生關係；直至日本侵華，他避逃湖北之前，你在他的留影中，簡直找不到什麼來自“文壇”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