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上海的左翼文藝運動已經聲勢浩大，北平的自由主義“京派”文人圈子更是卓然成宗。老舍卻不屬於任何一邊，和哪邊都沒有熟稔的交往。他是獨立抑或孤立的，無黨無門無派，既沒有他趨奉的對象，也沒有誰表示要與他同氣相求。他毫不在意，安然地在濟南，在“文壇的邊緣”，寫自己的東西；除了寫作，隻跟出版商打交道，決意將職業寫家的事業進行到底。
一九三六年，老舍先生果然辭去教職，真的成為“專以寫作掙飯吃”的職業寫家，所結出的果實，是《駱駝祥子》。關於《駱駝祥子》，經過用心的解釋，現已成為適合用階級分析來談論的作品。本身，老舍寫作之時不具備這樣的思想武器，其次，小說中的人物關係也並不滿足階級的眼光。《駱駝祥子》是明清市井文學傳統（三言兩拍）與狄更斯式英國底層現實主義小說的結合體，它的生活、人性豐富性，表明了這種傳承。
辭職並寫作《駱駝祥子》的老舍，是舒暢地活在自己裏麵的老舍。“辭職後，一直住在青島，壓根兒就沒動窩。青島自秋至春都非常的安靜，絕不像隻在夏天來過的人所說的那麼熱鬧。”“地方安靜，個人的生活也就有了規律。我每天差不多總是七點起床，梳洗過後便到院中打拳，自一刻鍾到半點鍾，要看高興不高興。”“一到星期一，便又安靜起來，鴉雀無聲，除了和孩子們說廢話，幾乎連唇齒舌喉都沒有了用處似的。”（《這幾個月的生活》）倘如此種生活不被打擾，我想他總能這麼安靜地繼續寫出《駱駝祥子》式的作品，三部五部，或更多。
但是，日本人來了。
日本侵華，改變了現代中國許多事情，大至國家命運，小至一個作家的文學生涯。在我做過一些研究的作家裏頭，張恨水就是一個突出例子。戰爭爆發前，張恨水作為暢銷作家正是如日中天的時候，戰爭一來，從麵積上講有半個中國淪陷，從經濟狀態上講大城市幾乎悉落敵手，張恨水完全失去讀者市場，再加上大後方物資緊缺，根本不可能支撐什麼暢銷書的發展。
老舍小說還算不上暢銷書，他這方麵損失不像張恨水那麼大。不過，日本人從一個更深刻的方麵影響了老舍——他們改變了他作為一個作家的狀態。
先前老舍根本是一個獨立作家。
一九五四年，他在第一屆全國人大講台上說：“我本是個無黨派的人。”這句話擱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這是他從濟南“獨自逃走”的日子）以前，可稱不折不扣、分毫不差。但在這之後，他再也不是這個樣子了。
一個平和、安靜的人，便這麼被驅往顛沛和離亂。日本人的戰火，把老舍從“紳士”態中趕出，他再也找不回來“各處靜得連狗仿佛都懶得吠一聲”的閑祥獨逸。向來隻在文壇“邊緣”弄筆的老舍，從此彙入喧鬧人流、變成文壇上呼朋喚友的大忙人。這是天翻地覆的變化：“未到漢口之前，我一向不大出門，所以見到文藝界朋友的機會就很少。這次，一會到便是幾十位！他們的筆名，我知道；他們的作品，我讀過。今天，我看了他們的臉，握了他們的手。”（《快活得要飛了》）
久仰久仰，相見恨晚，把臂歡言，情至意盡，買醉同歸……一下子掉在朋友堆裏。多次在作品中流露過對群體方式、群體行為抵觸心理的老舍，現在終於加入進來了。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這是經驗之談。倘能以一支筆“掙飯吃”，以老舍的本性，似乎永遠不會入什麼江湖。如今，日本人把他逼得隻能入江湖。他隻身從千裏之外驚惶出逃，投奔朋友，隻能靠江湖。到得江湖上，便做江湖人。
文壇這江湖，也和金庸筆下武林一樣，英豪各路，門派林立。約而括之，則不外正邪兩派。眼下，為著抗敵救國、共禦外侮，正邪兩派暫停爭鬥，聯手擊寇。話雖如此，領導權問題還是不易擺平。兩派中任何一派做盟主，對方皆有不甘。這時，出現了一個向來無門無派、人品資望都還不錯的人，遂一致推其為主事者。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全中國文藝界的抗日統一戰線組織“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武漢成立，老舍被推為常務理事，並任總務組組長。“文協”不設理事長，總務組組長蓋即總負責人。國共兩黨、右左兩翼，至少當時比老舍名頭響的大有人在，老舍自知輕量，再三推辭，說：
“我算老幾，怎能擔此重任！”（胡紹軒《現代文壇風雲錄》）可這是國共雙方邵力子、周恩來反複協商的結果，想推，是推不掉的。
文壇邊緣人，忽然成了盟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