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變
今年二月三日，是我國著名作家老舍誕辰一百一十周年。對一個名人最好的紀念是了解他，真正地認識他。現刊登李潔非先生的文章，以表示我們的懷念——古人講“文如其人”，放在今天看，意思似乎並不成立。現在一般覺得，文和人，是有區別的，甚至有很大區別。人是人，文是文，以文揣人，十之八九行不通。
既然如此，古人為什麼會這樣說，而且被普遍接受，相傳了千百年？大約是因為環境。古人生活環境簡單，社會化程度跟今天比，很低很低，如果抱定了一種生活態度和方式，或許一輩子也不受打擾。在這種情況下，人和文達成一致或保持統一，不僅不難，且很自然。而現代，事情就全然不是這個樣子了。
拿到曆史上比較，二十世紀的中國作家，一致特點是變化大。寫《十批判書》的郭沫若，跟寫《李白與杜甫》的郭沫若，很多方麵對不上號。《王眧君》與《雷雨》居然出於同一作者之手，讓人看不出淵源。從《寒夜》到《團圓》（影片《英雄兒女》的小說母本），似乎有兩個巴金。不單他們，就是解放後一些逐漸邊緣化的作家，也變得判若兩人。像沈從文，現在大家一般認為解放後他受到打壓，改行做了別的，反而使一生的創作麵貌僥幸保持了完整性，不是那樣支離破碎、麵目全非，但實際上，他也曾努力過，想要洗心革麵，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他參加十三陵水庫勞動，回來後費了很大的勁”寫了一篇散文《管木料廠的幾個青年》，幾十年後其子沈虎雛編全集時，為之犯難，因為“平心而論，這篇遵命作品水平很差”。還有路翎，在《財主底兒女們》、《饑餓的郭素娥》、《蝸牛在荊棘上》中，那樣光彩奪目、才氣逼人，可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寫的《反動派一團糟》、《人民萬歲》、《英雄母親》、《祖國在前進》、《青年機務隊》、《朱桂花的故事》一批作品，當時對它們的批判固然全無道理，可單論水準，實在也不讓人佩服，已經配不上“路翎”兩個字；及至晚年，出獄及平反後所寫《野鴨窪》、《英雄時代和英雄時代的誕生》等六部長篇、三百萬字，簡直隻是對“路翎”這名字的嘲弄了。言至此，不免想到二十世紀我們文學上的那個“哥德巴赫猜想”——如果魯迅還活著，他會怎樣？這是很多人懸在心頭、最為好奇的疑問。據說，毛澤東一九五七年春天在上海有過解答，幾年前黃宗英以聆聽者身份作過證。不過，揆以建國後文學中的實際，恐怕並不隻有那麼一種可能。
這裏，單表一人：老舍。說起老舍先生，二十世紀的頂級作家除了魯迅，大概沒有人比他在普通讀者中間影響更大。
照理說，大家應該對他很熟悉，對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作家了解得比較清楚。可實際上遠非如此。現在大家關於老舍的認識，是被引導出來的。這樣的引導，合不合事實？也合於事實，然而，不是全部的事實。比如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授予他“人民藝術家”稱號，這種表彰後麵所包含的那個時代的種種話語，對以後人們理解老舍影響很大，可是恐怕隻有很少的人才知道，順著這種含意理解老舍，隻合適解放後的老舍，對於之前的他卻並不合適，甚至很不合適。原來的老舍，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作家——若與後來主流的解釋相比，甚至是一個想象不到的作家。
老舍出生後第二年，父親在八國聯軍攻打北京時死於戰事，孤寡幸得親朋接濟，尤其是一個叫劉壽錦的滿清舊貴，資其讀書。一九一八年六月，他從北京師範學校畢業，雖然學曆僅為中專，在當時也算受過了良好教育。
不久，就在他所在城市，“五四運動”
爆發。然而，他與中國現代史上如此重大而且近在咫尺的事件，不曾發生任何關係，沒有留下一言一行的記錄。這在當時受過一定教育的青年中間，實為罕見。別的不消說，拿新文學人士素來不屑的張恨水為例，即可知老舍身在北京而對“五四”無所表示，頗為特別——那時，遠在南方的張恨水，當“五四”最高潮之際，因偶然到上海“親眼看到了許多熱烈的情形”，便“顫動了”“野馬塵埃之心”，為此千裏迢迢去北京，計劃先在北大旁聽，慢慢在這“五四”發源地轉為一名正式生（到京後，因生計無著，投報館做事，這才轉寫章回小說）。
“五四”之於新文學，就像一所學校或一間課堂，現代作家們要麼從它那裏受到教育和熏陶而開始文學之路，要麼本身就在裏麵充當一名教員。大家都是“五四”
的果實或種植者，掰著指頭數一數，絕少例外。可是老舍踏上文學路，確確實實跟“五四”沒有關係（其經過馬上就會說到），真的可算一個“另類”；尤其考慮到他就處在這場大風暴的中心地帶，有“近水樓台先得月”之便，這種疏遠就益覺惹眼。
辨析這一點，並非表示對他文學由來的質疑，一點也不；但是，它應該能夠告訴我們兩點：第一，老舍先生本來不是一個對政治感興趣的人；第二，老舍先生身上也沒有多少舊式知識分子“兼濟天下”的意識或者新式知識分子維新革命的意識。
在那個風雲激蕩的年代，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三年，老舍先生是怎麼度過的呢？他從童年和少年的困厄中脫身，得到不錯的工作和薪水，對此他心滿意足，實實在在地享受生活。“我隻是不嫖。”一九三八年老舍在《小型的複活》裏，這樣描寫自己。每月一百五十四塊大洋的豐厚收入，使這位“正紅旗”的後人沉浸在煙、酒、麻將之中。直到第二年八九月間，受到上司“申斥”而辭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