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評論隊伍有新的分流和調整。像80年代把文壇弄得沸沸揚揚的評論家劉再複不再在國內耕耘，青年評論家的“精神領袖”黃子平到香港浸會大學任教，但絕大多數評論家仍活躍在國內文壇。也有一部分評論家下海經商，有的則改行寫小說（如季紅真），有的則改寫文化評論（如吳亮），但多數80年代湧現的評論家並不像有些人說的在“勝利大逃亡”，如陳思和、王曉明、南帆、王幹、陳仲義等人其英姿不減當年。至於說學院派評論家都忙於“去碼理論學術‘磚’著”，造成對當代作家作品的全麵疏離，這是情緒化評論，帶有主觀隨意性。以北京的評論家而論，他們仍寫了許多即時性的文學理論批評，學術研究並沒有削弱他們對文本的感受能力和敏銳的洞察力。何況，90年代還湧現了陳曉明、孟繁華、王一川等新一代批評家。
其三是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從“十七年”時期就開始了。但那時的研究，清一色是當代文學運動的注腳，排拒個人化的審美意識。新時期以來出版的三十多種當代文學史，改變了這種情況。但這些文學史著作，其缺陷也異常明顯：對當代文學發展的規律研究不夠，在框架上大都是作家作品論的疊加，且忽略了台港澳文學。
進入90年代後，這種局麵有了改變。突出的標誌是首次出現了私家治史，這就是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概說》。此書和他參與編著的《當代文學概觀》書名幾乎相同，但體係、內容和研究視角大相徑庭。該書最重要的特點是在處理、“重建”40年來的文學材料、現象時，不受流行觀點的束縛，敢對取得支配地位的“文學規範”的性質及其演變作出新的闡釋。具體來說，在論述50-70年代文學時，描述了從延安時期所確立的“工農兵文學”如何取得絕對的支配地位，以及這一文學形態的基本特點。下編則揭示了這一文學規範在80年代逐步削弱乃至瓦解的過程，對中國作家“重建”多元化的格局作了熱情的肯定。在框架處理上，該書沒采用流行的作家作品論的組合方式，而著重描述文學現象的出現、變遷的過程，但又不像趙俊賢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綜史》那樣以論代史，而是史論結合，在同類教材中顯得一枝獨秀。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此書是當代文學史教材中最有獨創性的一種。
在台港文學研究方麵，90年代的台港文學研究工作者各自兢兢業業，寫出了一小批有一定開拓精神的專史，為整合分流的中國當代文學提供了較好的基礎。
其四是發起了有關人文精神和城市文化的討論。人文精神大討論，由學術界的中青年知識分子自發掀起，不少精英作家積極參與。在長達3年之久的討論中，正視了世紀末人文精神的危機問題，反思了知識分子在精英神話受挫後重新定位的時代課題：1．人們今天置身的文化現實是遠遠不能令人滿意的，甚至可以說它正處在深刻危機之中；2．作為這危機的一個重要方麵，當代知識分子或文化人精神狀態普遍不良，人格的萎縮，趣味的粗劣，想象力的匱乏和思想、學術的“失語”，正是其觸目的表現；3．從知識分子或文化人的自身原因講，就在於喪失了對個人、人類和世界的存在意義的把握，在基本的信仰和認同上兩手空空；4．知識分子或文化人的這種普遍的精神失據，是在近代以來的曆史過程中，由各種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因素合力造成的；5．要想真正擺脫這樣的失據狀態，需要幾代人的持續努力；6．作為這個努力的開端，討論者們特別願意來提倡一種關注人生和世界的存在的基本意義，不斷地培植和發展內心的價值需求，並且努力在生活的各個方麵去實踐這種需求精神——他們用一個詞來概括它，就是“人文精神”；7．既然是這樣一種精神，它的實踐就自然會成為一個不斷生長、日益豐富的過程，一個通過人性和差異性來體現普遍性的過程。
這場討論（包括王蒙與王彬彬的“二王”之爭）總的說來是在學術民主、自由的氣氛下進行的，充分體現了知識分子可貴的社會責任感。但討論時由於各人對人文精神的內涵理解不一樣，論證不夠嚴密，有大而不當的毛病，且論者下意識地回避現實，思想交鋒不夠，因而這場討論陷入了形式主義及與人們生活世界相脫節的誤區，收獲不甚明顯。
其五是媚俗傾向嚴重，標“新”立“後”之風勁吹。“在這個走向世紀末的無名、無思、無畏但有欲、有性、有錢的時代”，一些批評家抵擋不住世俗化的潮流，承繼了80年代出現的玩文學、玩批評的不良傾向，與媒體合謀聯袂表演，不斷進行商業性炒作，製造熱點，拋出了諸如新生代、新寫實、新體驗、新狀態、新都市、新市民和私人寫作的旗號，還有什麼後現代、後批評、後殖民、後崛起、後朦朧一類的新術語。樹這些旗號和術語，多半是為了一本雜誌的暢銷或某個作家群的推出。在商業經濟取代計劃經濟的時代，文學走向商品化，文學批評適當用一些營銷手段造成理論狂歡的假象，似乎無可厚非，但提口號和術語總要有一定的理論根據，要能符合文學發展實際和作家創作現狀。但上述口號和術語，除少數外大都缺乏理論建樹，經不起推敲：表麵上看是“主義”在增長，其實是“主義”批評的式微和衰落，如以突襲方式登陸的“後現代主義”一詞為例，它幾乎成了90年代所有新潮文化現象的標簽，是新時期以來最普泛也是最簡陋的一次理論範疇移植。批評家們隻不過是利用後現代話語的模糊性所產生的空隙去縫補自己的理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