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論著的出現，說明報告文學已初步擁有一支屬於自己的研究隊伍，沒有報告文學專著的時代已經結束。但是比起小說理論批評和報告文學蓬勃發展的勢頭來，報告文學理論批評“是一個孱弱的女子”的形象並未得到根本改變。難怪有人埋怨，煥然一新的報告文學創作被古舊的理論批評所冷落。不少研究報告文學的論著，仍然用舊的觀念來看待新的文學現象，或用研究小說人物和情節結構的方法來研究報告文學，用寫作學的條條框框去套報告文學的藝術處理，而完全無視報告文學的新的發展趨向。報告文學不再單純是文學與新聞的結合，現已出現了文學與新聞、曆史、社會學、哲學、科學的聯姻；報告文學不再滿足於真實客觀的傳達，許多作家在客觀材料的基礎上突出主觀傾向。尤其是80年代後報告文學所表現出的強烈的“史官”意識和“書記”職能，引發思考與啟迪民智的批判功能，使之由文學的情感型在向科學的理智型轉化。這種事實啟示我們：報告文學的理論批評要走出蛻變期，要改變成果量多而質不高的狀況，必須在高層次上把握報告文學的發展規律，把探索建立報告文學獨特的理論體係作為首要任務。
第三節 當代雜文走向辨
1980年2月，《文藝報》邀請在京部分雜文作者開了一個如何繁榮雜文創作的座談會，馮亦代總結了1949年以來從徐懋庸到鄧拓“寫雜文的人多數沒有好下場”的曆史經驗，希望在撥亂反正中能“給雜文恢複名譽”。這是新時期以來較重要的一次雜文研討會，雖然對剛複蘇的雜文起了“正名”作用，但未能從根本上改變雜文理論虛脫的狀況。
為了使雜文理論從貧血的狀態下擺脫出來，河北省雜文學會於1985年1月創辦了首家雜文理論刊物《雜文界》。此刊問世後開展了幾次有影響的雜文研討會，如“關於雜文可不可以淡化政治”的討論，其意義主要不在於弄清雜文可否“淡化政治”，而在於從產生“淡化政治”的曆史根源中找出經驗教訓，給以後的雜文創作起到指路的作用。
新時期有關雜文的爭論，更多的是在一些零星的報刊和座談會中進行，所爭論的均是雜文創作中的重大理論問題：
一、新時代的雜文與舊時代魯迅式的雜文到底有無重大不同？如果有，這重大不同又表現在哪裏？
對這些問題，有人認為新時代雜文是舊時代雜文的延續，當前仍是雜文時代，仍需要大量的魯迅式雜文。而不少人認為新時代雜文不隻是舊時代雜文的延續，而且還有重大發展，兩者有質的不同。這不同表現在舊時代的雜文主要刺向敵人，而新時代的雜文主要用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還有人認為舊時代的雜文主要用來抨擊黑暗勢力，其基調是暴露，而新時代的雜文主要是歌頌新時代新社會，其基調是歌頌。第三種意見是“魯迅式雜文不論是對敵，對我，不論是暴露，歌頌，都具有一種被壓迫者的基調；而我們時代的雜文，則不論哪一種，卻都具有翻身當權後的國家主人翁的基調。這才是兩者之間的基本區別”。圍繞著這些問題，有的作者還提出雜文是不民主時代的產物，雜文主要是民間的輿論，是用來同官方作鬥爭的。這些觀點移用於新時代，合不合適？
二、對毛澤東雜文觀的評價
毛澤東下列的觀點主要見於《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在人民大眾當權的時代，革命文藝工作者有了充分的民主自由，“雜文的形式就不應該簡單地和魯迅一樣。我們可以大聲疾呼，而不要隱晦曲折，使人民大眾不易看懂”。2．雜文適用於人民內部，但在寫法上應和“對於敵人的完全兩樣”。對於人民大眾缺點錯誤的批評，“必須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來講話”。3．“諷刺是永遠需要的”，但是有對付敵人的、同盟者的，也有對付自己隊伍的，“態度各有不同。我們並不一般地反對諷刺，但是必須廢除對於諷刺的亂用”。4．雜文要避免片麵性，最有效的方法是掌握分析的方法即辯證的方法。“魯迅後期的雜文最深刻有力，並沒有片麵性，就是因為這時他學會了辯證法”。對這些觀點，不少人認為這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是繁榮和發展新時代雜文的指導思想。另一種意見認為，現在還是雜文時代，魯迅式的雜文並未過時，說“雜文形式就不應該簡單地和魯迅一樣”的看法不對。因魯迅所創造的雜文是魯迅精神的載體，如果否定了載體，其精神也就將成為“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說雜文不要“隱晦曲折”也不對，“曲折”正是雜文味的一個重要來源，否定了它，雜文就必然會走向平、淺、板、直。要求雜文不要片麵性也不科學，“深刻的片麵”比四平八穩要好。有人則直截了當認為，上述觀點是特定年代的“左”的思想的反映，會束縛新時期雜文創作的發展。
三、魯迅雜文的評價問題
遠在1937年，就有人寫了《超越魯迅》的文章，認為魯迅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們不應停留在效仿魯迅風的雜文階段，一定要超越魯迅。現在也有人認為，“如果雜文隻能‘唯魯獨尊’，認為魯迅先生登峰造極，那雜文創作早該窮途末路了”。有人認為既然要超過魯迅，就“不一定”要向魯迅學習，不應再將“魯貨”到處兜售。更多的人認為，我們應學習和繼承魯迅雜文的優良傳統，超越魯迅首先應建立在學習魯迅的基礎上。至於魯迅筆法，有人認為已經過時，不能再用。其實，學習魯迅當然包括學習和運用魯迅筆法在內。現在隻存在用得好不好的問題，並不存在能不能用的問題。
四、雜文與一般短評的區別
這個問題涉及到雜文的藝術特點和雜文的表現方法和理解。有人認為，雜文與短評關係非常密切，很難絕對區別開來，因為雜文本屬評論的一種。當然，仔細考察，兩者還是有區別的，就像騾子和馬有所區別一樣。有人把雜文分成近評論與近散文兩類，認為雜文隻有往散文方麵靠，“雜文味”才能出來。有人從身份、角度、方式、路數上區分雜文與評論的不同，並引申了魯迅的意見。
以上幾個方麵有區別也有聯係。總的說來，許多問題均圍繞著新時代的雜文同魯迅式雜文的聯係與區別展開進行。其中，與劉甲的“新基調雜文”的論爭最具代表性。劉甲正式打出“我們時代新基調的雜文”的旗號是在1984年11月濟南召開的一次雜文座談會上。後見於他分別在1984年後出版的三本小冊子《新時代雜文漫談》、《新基調雜文創作談》、《新基調雜文淺探》。劉甲以今天所處的時代與魯迅不同為由，主張用他的所謂“新基調雜文”去取代魯迅式雜文，並一再告誡人們“要警惕和克服魯迅式雜文基調的積習”，要“洗淨魯迅式雜文基調的殘痕”。這是50年代以來出現的唯一自成“體係”的雜文理論。它全麵否定魯迅雜文的現實意義，隻許雜文唱頌歌而不讓其揭露陰暗麵，是取消雜文的一種有害“理論”，代表了“左”的傾向，受到嚴秀、牧惠、章明、彭定安、老烈等人的有力批駁。這是1949年後最具規模、矛盾最尖銳、關係到雜文生死存亡的論爭，由此顯示了新時期雜文研究的深入。
新時期雜文研究的另一成績是確認了雜文的獨立地位。80年代出版的《中國新文藝大係（1949~1966）》、《中國新文藝大係（1976~1982）》，分別有了雜文卷。雜文居然和小說、詩歌、散文、戲劇並列，它的文藝籍算是得到了承認，不再成為散文的驥尾了。打破無“史”少“論”的局麵，是80年代雜文研究的又一個突出成績。張華主編的《中國現代雜文史》，是為雜文寫史的首次嚐試。該書資料豐富翔實，立論公允客觀。同類書還有李傳申的《中國現代雜文概觀》。在雜文理論探討方麵，也出版了不少小冊子，如邵傳烈的《漫話雜文》、李庚辰的《雜文寫作雜談》、林帆的《雜文與雜文寫作》、牧惠的《雜文雜談》、宋誌堅的《雜文學初論》等等，其中後一本係統性強，最具理論色彩。
第四節 把散文研究推向新高度的林非
林非（1931-），原名濮良沛，曾用名卜林扉，江蘇海門人。1956年複旦大學中文係畢業，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曾任《魯迅研究》副主編、中國散文學會會長。著有《魯迅前期思想發展史略》（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魯迅小說論稿》（1979年，天津人民出版社）、《現代六十家散文劄記》（1980年，百花文藝出版社）、《中國現代散文史稿》（1981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魯迅傳》（與劉再複合作；1981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治學沉思錄》（1985年，湖南文藝出版社）、《文學研究入門》（1987年，遼寧人民出版社）等。
林非走上散文研究的道路是在70年代末，那時人民文學出版社委托他工作的單位集體編選七卷本《中國現代散文選》，為此林非閱讀了從魯迅到何為好幾百位散文家的作品，並寫了幾十萬字的筆記，後整理成為《現代六十家散文劄記》。當這些“劄記”在報刊上連載時，給剛複蘇的學術研究吹來一股清新的空氣。此書力圖對現代散文作家作品作出總體的評價。無論是出版過專集的還是僅留下一篇絕響的，著者均注意探其勝概，揭其意蘊，析其精微，以指引讀者進入現代散文作家藝術之門的津梁。像對郭沫若、鬱達夫，著者注意從主觀與客觀、內因與外因等方麵多層次地去研究，這就給人縱深感而避免了平麵感，給人曆史感而摒棄了孤立感。
當然，“六十家”還不就是現代散文史的全部，有些作家（尤其是台灣作家）限於資料的缺乏，隻好暫付闕如。況且每一家也隻是現代散文史的一個點、一個麵。但人們仍可從這些橫斷麵上，不僅了解到每位散文家的成就與局限，而且通過綜合和分析，也可大致了解現代散文史發展的輪廓。《現代六十家散文劄記》的優勢正在於把作為“點”的各個散文家與作為“麵”的散文創作概況進行有機的交織和融合。後麵附錄的《“五四”以來散文發展的輪廓》，簡潔地描述出中國現代散文發展的線索，凸現了不同階段各類散文發展的特點。
此書用散文筆調品評，力圖把每段劄記寫成“有敘述，有創新，有議論，也有交織著愛與憎的感情抒發”。作者在治史的同時還表述了自己的散文觀：“散文是一種充滿了主觀色彩的文學體裁，應該興之所至，自由自在地抒發和描寫。”對於散文創作中敘事抒情和議論之間水乳交融的問題，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中國現代散文史稿》是在《現代六十家散文劄記》的基礎上寫成的。此書以豐富的史料和清晰的線索，勾勒了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散文（雜文、小品、報告文學）創作的概貌，並從中探討了現代散文發展中的若幹重要問題。著者將客觀的敘述和深細的分析建立在豐富的史料基礎上。如論述五四前後的雜文創作、20年代其他流派的小品創作，均發掘出一些新史料，糾正了同類著作中出現的某些謬誤。在取材上，入選作家作品廣泛，基本上能兼顧各種流派。著者注意處理好一流作家與二三流作家的關係，既沒有局限在論述少數幾位大家，也不忽視在散文史上起過重要作用的作家。對一些情況比較複雜的作家，著者也不回避。
《中國現代散文史稿》和《現代六十家散文劄記》在內容上有重疊之處，但由於“劄記”著重於點，“史稿”著重於麵，故在材料取舍上均存在著較大的不同，不少觀點也有新的發展。如對冰心的評價，在“劄記”中有不夠實事求是之處，後來在“史稿”中得到了糾正。不足之處是分析工作沒充分展開，尤其是在中國古代散文創作與19世紀前後外國散文創作對於五四散文興起的影響方麵，缺乏必要的分析和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