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散文研究的新思維
“文化革命”結束後，從坎坷道路上走來的散文，沒有辜負春天的情意，出現了百花齊放的局麵。散文的評論和研究也隨之複蘇和發展起來。1981年，30年來首次在北京舉行了有夏衍、沈從文、李健吾、吳伯簫等人參加的散文創作座談會。《文藝報》從同年第3期起，開辟了“我與散文”專欄，發表了黃秋耘、李若冰等人的文章。1984年8月，以吳組緗為會長的中國散文學會正式成立。新時期還湧現了一批專登散文創作或評論的刊物，如天津的《散文》、北京的《散文世界》、廣州的《隨筆》、河南的《散文選刊》。總觀這時期的散文評論和研究，對60年代的散文觀念進行了反思，在原來研究的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一、不再把研究的基點放在“散”與“不散”的關係上
本來，“形散神不散”的主張有利於作者精神放鬆，心情曠達，態度自然地寫作。但後來無限製地將其引申為散文創作的金科玉律，便無助於散文朝多樣化發展。眾所周知，散文的“散”是針對駢文的“駢”而言的。它是指散文的語言要口語化，不要對偶化，而不是指選材上、風格上的“散”。因而80年代初，這一問題又重新被提了出來。較早出現的文章有鬆木的《“形散神不散”質疑》，認為散文“之所以得名，不是由於它取材散，表達方法散，章法、結構散，或是由於內容、風格的散，更不是由於它生來就有‘散’的特質……因此，執意在‘散’字上做文章”，必然會使散文創作導致“散漫”和“蕪雜”。在1983年江蘇省召開的散文創作討論會上，也有人認為“散”“絕非散文的一般特點”。“比起其他文學樣式來，散文更強調集中、凝練，更講究結構布局的嚴謹、有致。”林非的《散文創作的昨日和明日》等文章，把對“形散神不散”的批評推向高潮。他認為“形散神不散”要求主題集中和明確，其實是一種古典主義的藝術趣味。“如果隻鼓勵這一種寫法，而反對主題分散式或蘊含的另外的寫法，這實際上就是意味著用單一化來排斥和窒息豐富多彩的藝術追求。這種封閉的藝術思維方式是缺乏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所致，主旨的表達應該千變萬化，有時候似乎是缺乏主題的很隱晦的篇章，對人們也許會產生極大或極深的思想上的啟迪，這往往是那種狹隘的藝術趣味所無法達到的。”林非這種質疑，有助於改變散文創作單一化和模式化的傾向，使散文在開放和流動的廣闊天地中自由地發展和競賽。
二、對楊朔散文的再評價
80年代初，沈敏特寫了《對於楊朔散文的一點惋惜》，首次分析了楊朔散文的局限性，《光明日報》及《山西文學》等報刊也展開了討論。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梁衡的意見。他在《當前散文創作的幾個問題》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把意境當做散文唯一的內涵是一種迷信：“現代小說都有推理、問題、人物心理、情節等各方麵探求，散文為什麼隻能以意境為唯一的內涵呢？”並指出如果散文刻意追求意境，可能產生虛假。在《真實，散文的生命》中，他又指出由於楊朔過分追求散文的詩意和意境，使一些作品露出了“斧鑿之痕”；在內容上，由於受到“左”的傾向的影響，也有失實之處，並由此認為楊朔散文內容“虛假”，形式上“模式化”。李任中不同意對楊朔的散文所采取的基本否定態度。他指出，應該看到楊朔散文在文藝界和教育界有不好的影響，也有較好的影響。“不好的影響是，在一部分人中以為散文隻有照楊朔那樣的‘路子’寫才是最美的，散文創作的‘路子’有些狹窄了。好的影響是，這些作品使人們又一次感到，當代散文應當重視藝術畫麵的描繪，應當注意含蓄，應當追求藝術意境的創造，從而進一步重視了散文的藝術性。”而且“評價楊朔散文的思想內容，恐怕也要有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應顧及當時特定的曆史條件，而不應以今天為標準將這些作品一律戴上‘虛假’、‘說教’的帽子”。孫紹振也認為，楊朔的散文確實有局限性，但他的貢獻不可抹殺。“楊朔的最大功績是把散文從紀實性的通訊報告、特寫中解放出來。”梁衡所批評的許多散文的結構模式其源確實出於楊朔，“但是在楊朔尚不失為一種創造，後繼的模仿包括楊朔本人的重複卻使之庸俗化了”。對楊朔散文評價討論的意義，不在於否定詩意的追求，而在於使被詩的意境創造和詩的感情強化方法緊緊束縛起來的散文解放出來，尋找到自己的審美規範。
三、比較全麵地總結和研究中國現當代散文創作的成就和經驗，出版了一批有質量的專著
還在“文革”前，王瑤就寫了《五四時期散文的發展及其特點》，精確地論述了五四散文創作發展的趨向，對所謂“言誌”與“載道”作了恰切的分析。對五四散文與古代散文比其他文學樣式聯係更為緊密的問題，論述也頗富說服力。“文革”後俞元桂主編的《中國現代散文理論》的前言，係統地勾勒了中國現代散文理論發展的概貌，而這部史著也以翔實、廣博取勝，借鑒紀事本末體和編年體史著的長處，展現出現代散文多樣發展的曆史風貌，從中探尋了現代散文的發展規律及其經驗教訓。缺點是作家的論述較分散。在這方麵，影響最大者為林非。他先後出版了《現代六十家散文劄記》和《中國現代散文史稿》兩部專著，奠定了他的散文研究家的地位。此外，還湧現了像佘樹森這樣的散文研究“專業戶”。他的《散文藝術初探》和《散文創作藝術》，學術價值較高。範培鬆的《散文天地》、孫紹振的《文學創作論》散文部分、石英的《怎樣寫好散文》、傅德瑉的《散文藝術論》、吳周文的《楊朔的散文藝術》、鄧星雨的《蓬萊詩魂》……這些琳琅滿目的書單，反映了新時期散文研究的盛況。
四、作家的散文觀有了重大的變革
為了開拓散文創作的新天地，繼楊朔提出把散文“當詩一樣寫”後，巴金又提出了“當遺囑寫”說，張中行則提出“當做詩和史”寫說。
“當遺囑寫”，見於巴金《隨想錄?把心交給讀者》。文中寫到黃裳擔心《隨想錄》會中途擱筆，巴金回答說：“我要繼續寫下去。我把它當做我的遺囑寫。”乍看起來，這是信口道出，其實裏麵體現了巴金散文的創作觀。如果聯係起巴金“最後的日子”，就會感到“當遺囑寫”的審美原則包括了下列幾個方麵：
1．嚴肅的人生態度。巴金是現實主義者。他不讚成為藝術而藝術，而主張為人生的藝術。“當遺囑寫”，就是為人生而寫作，用散文形式抒發自己對人生的複雜感受，把自己遭遇到的矛盾和痛苦毫無保留地告訴讀者。
2．曆史的理性。巴金的理性精神不僅表現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而且表現在自我解剖上重獲良知。他不糾纏於個人的曆史恩怨，他在民族大悲劇的背景上，品嚐人生的苦難”。
3．自由與樸素的藝術境界。
4．“把心交給讀者。”
“當做詩和史寫”，見諸張中行的《負暄瑣話?小引》：“雖然是名副其實的瑣屑，就主觀願望說卻是當做詩和史寫的。”這裏講的“詩”，王堯有很好的解釋：“‘詩’是文化之至美和文人悲天憫人的情懷，而‘史’則是他對司馬遷史傳精神與筆法的認同，並以此記錄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文化史。”張中行說的“當詩寫”與楊朔“文革”前講的“當詩一樣寫”，字麵雖相同，含義卻不同：“楊朔以‘戰士品格’為詩心，張中行則以‘文人情懷’為詩心；楊朔關涉現實，而張中行則是關懷文化；楊朔承接的是‘社會改造’的話語係統，張中行則賡續‘文化價值重建’的話語係統”。張中行與楊朔的散文觀，反映了兩個時代不同的價值取向，極富典型性。
散文評論和理論研究的前進速度總的說來仍顯得緩慢。80年代的散文研究，沒有形成熱點，也沒有人去移植西方文論，一切均顯得較為平淡，這一切寧靜的景象很快被90年代初賈平凹否定散文體裁的純粹探索、提倡“大散文”的“爆破”聲所打破。
第二節 活躍的報告文學研究
80年代以來，報告文學作為一種獨立的、日臻成熟的文學樣式和文學領域裏蔚為大宗的一個部類，引起了報告文學評論家的濃厚興趣。他們除了評論報告文學作品外，還對報告文學的一些重要理論問題作了探討，從總體上形成了評論的規模優勢。“就總體而言，這一時期批評主體所具有的廣泛性與研究領域的拓展性，造成了批評成果的某種至少在表象上顯現的繁榮。而就實際情況視之，雖然這一分階段的報告文學理論批評在整體，或在文體哲學的基本建設方麵並沒有更多的實質性建樹，但在研究的視界的開拓、對寫作主體的個案研究、對文體的獨特性的追尋等方麵取得或開始取得具有‘史意’的演進。”
1979年在武漢召開的報告文學座談會的主要成績之一，是確認了報告文學是一種“獨特的、獨立的文學樣式”，確認報告文學是一種“獨立的文學部類”，而不是像過去認為它是新聞體裁，或其他文學樣式的附庸。對報告文學的曆史淵源——是古已有之，還是興起於近代；是中國原來就有的文學體裁，還是從西歐移植過來的，也展開了爭鳴。
1982年2月，《文藝報》邀請了《人民文學》的劉劍青、《當代》的秦兆陽、《文彙月刊》的梅朵，就“報告文學的現狀與展望”問題答該刊記者問。他們緊密結合報告文學創作的實踐，討論了報告文學的題材問題、真實性問題，並預測了報告文學發展的前景。
報告文學的發展必然要求相應的理論研究的深入，以便更好地為它開路。1983年以來，在《時代的報告》、《文彙月刊》上出現了一些有影響的論文，涉及到報告文學的題材、描寫對象，報告文學的真實性，報告文學作者的創作態度，報告文學的藝術形式，報告文學的社會效果，報告文學的發展道路等問題。關於報告文學的文體特征，一些論者認為：報告文學不同於一般散文的地方，在於以信息傳播為務，以理性張揚為旨，是一種比小說、散文更注重信息量與思想力度的文體。報告文學應反對說教，但應將說教與思辨區分開來。因為思辨是一種美。美不僅與具象、情感有關，與理性、思辨也不能決然分開。其中在關於報告文學是以事件還是以寫人為主的問題上，理由極力主張“報告文學筆鋒直指人物，指向人物行動的性格和心靈品格……它也寫事件，但事件依附於人物，為表現人物而存在”。雷達從理論上論述了報告文學“由記事的相對集中向記人的相對集中轉化”的原因：“這種創作中心的移易，不是孤立的、人為的現象，而是社會思潮和社會需要的反映……‘人’在報告文學中地位擴大、充實，決不單純是個寫法問題。新時期思想解放，實踐檢驗真理的歸宿點，是落在了如何重新認識人、尊重人、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因素上的。”在這種理論的指引下，寫人的“小說式”報告文學一時成了創作的主導傾向。對此，劉賓雁認為這種創作方法路子過窄。其實，“一場鬥爭，一個事件，一種社會現象或一個社會中的問題，同樣有資格成為一篇報告文學的題材”。到了80年代中期，“全景式”、“問題式”報告文學的勃興，印證了這種理論的正確性。
新時期的報告文學討論，還有法學家參與。張友漁寫的《報告文學涉及的法律問題》，從法律的角度闡述了報告文學作者的合法權利和應盡的義務，其關鍵還是報告文學的真實性問題。他詳細地分析了由報告文學的真實性所引起的法律問題的三種情況，這對端正報告文學作者的創作態度，具備一個負責而公正的調查研究家的品德，有一定的啟示作用。
發生在新時期的還有“報告小說”的討論。
“報告小說”這個名稱，最早出現在1983年第4期的《當代》雜誌上。後來，《十月》、《朔方》等刊物也沿用了這一名稱。據《當代》編者稱，“報告文學”近年來惹出了不少事情，換一種名稱可以免去有人糾纏事實出入的麻煩；另一方麵，目前處在變革時期，文學的體裁也應有所發展變化。可“報告小說”到底是生活所創造的一種新的文學樣式，還是一個“文學怪胎”？《光明日報》在《文學與藝術》專欄裏展開了討論。
朱寨在《關於“報告小說”的求教》中說：“‘報告小說’就是報告文學加小說……兩者能相加、能混同嗎？小說的內容是虛構的，不必是‘曾有的實事’，隻是‘會有的實情’。對於一篇既是報告文學，又是小說的作品，將用什麼真實標準去衡量要求呢？”劉茵在《為報告小說鼓吹》中認為，報告小說不是“報告加小說”，而是報告性的小說。它從報告文學中脫胎而出，兼有報告文學與小說之所長，是“報告文學與小說聯姻出現的新品種”。袁良駿在《“報告小說”——一個文學怪胎》中認為，報告文學和小說根本不存在“聯姻”的條件。如果硬要“聯姻”，則勢必兩敗俱傷：既束縛了“小說”，也糟蹋了“報告文學”。關於報告小說的發展前途問題，一種意見認為它“一定會在爭辯和探索中迅速發展”；另一種意見則認為，讀者一旦認清了“合理想象”的失真，他們決不會接受“報告小說”這一文學怪胎。
新時期的報告文學研究，總的說來比過去要活躍。80年代以來，自身獲得了解放的報告文學作家與解放了思想的報告文學研究家相擁抱，便出現了上千篇研究報告文學的論文。其中，謝泳的評論善於從宏大的時空背景，論述報告文學的主體轉移和社會問題報告文學的終結。朱子南則不是著重未來學而是從社會學角度闡述報告文學的發展趨向。張惠仁以風格、流派為題研究報告文學，也極具新意。在作家研究方麵，曾鎮南認為徐遲的作品“是一種詩化的報告文學”，劉淮對穆青的作品不作靜態的研究，而是將作品作一個立體化的全麵觀照，同樣具有穿透力。範培鬆的專著《報告文學春秋》，對徐遲等名家局限性的指出，也很到位。還有少量論文涉及到台灣的報道文學問題。值得注意的是，這時期出現了不少帶有一定係統性的以傳播基礎知識為主的專著，如尹均生、楊如鵬的《報告文學縱橫談》、張德明的《報告文學的藝術》、祁淑英的《報告文學的采訪與寫作》、塗懷章的《報告文學概論》，分別研究了報告文學的曆史、基本特征、範圍和分類、功能和作用、創作規律等等。這些書稿雖然在理論建構上顯得較弱，還不能算是高品位的具有理論深度的專著，但在實用價值方麵，卻受到了讀者的歡迎。如張德明關於“真人、活人、新人”的論述，給人真切之感。祁淑英對人物報告文學要素的詳細剖析，也具有可操作性。吳肇榮的《中國現代作家型記者》，限於當時的考慮，未能把劉賓雁納入研究視野，影響了該書的學術價值，但它畢竟考察了新聞與文學的聯係，作家與記者結合對我國新聞事業和報告文學的開拓性影響，是屬新聞學與文藝學研究中的一種邊緣探討。趙遐秋的《中國現代報告文學史》，則是首部斷代報告文學史，具有填補空白的意義。盡管還存在著某些缺陷，但它在疏理報告文學的發展軌跡和建立一個能真實反映報告文學曆史發展的架構方麵，取得了一定的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