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反右”鬥爭後，被迫封筆的公木並未停止對詩藝的鑽研。他利用下放長春圖書館和到大學中文係工作的機會，閱讀了大量的學術著作，並對中國文學史、詩經、先秦寓言、毛澤東詩詞作了深刻的鑽研，這是他評論道路的重大轉折。他後來不僅寫新詩評論，還從事詩歌理論、詩歌史的研究工作。《詩要用形象思維》是公木新時期出版的第一本詩論專著，是他講授“毛主席詩詞”專題課的研究成果。此書受了時見的影響，對毛澤東詩詞的評價間有片麵的誇飾之語。但該書探討詩歌創作的秘密，從詩篇中發現形象思維的特殊規律，有一定的新意。作者研究藝術形象及其產生過程，研究詩歌創作為什麼既是生產實踐又是美感活動等問題，不是從抽象的定義出發，而是從自己對毛澤東詩詞及其理論的深刻理解出發，用自己從事詩歌創作的切身體會去探求規律，因而有較強的科學性。
公木的《詩論》和艾青的《詩論》同名。後者以散文詩的形式寫就，前者用論文的方式構成。艾青的《詩論》，語語從胸中流出，是我國現代詩史上鮮見的提綱挈領的美學論著；公木的《詩論》，幾乎語語有出處和根據，以見識的淵博取勝。其中《繼承和發揚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傳統》，條分縷析地從詩的本質去研究古典現實主義、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等重大理論問題，不妨可看做是《談詩歌創作》中論中國古典詩歌問題的兩篇文章的擴充和發展。值得重視的是《話說“第三自然界”》。作者認為，“科學技術是透過現象把握本質，把本質從現象中抽象出來，重在發現，它隻能創造和改造‘第二自然界’；文學藝術則是通過現象揭示本質，把握由現象到本質的統一，重在創造，它除了有助於創造和改造‘第二自然界’以外，更創造和組織了‘第三自然界’”。“‘第三自然界’的曆史較之‘第二自然界’的曆史，具有更加生動活潑、豐富多彩的內涵。它既是‘第二自然界’的形象反映，又是由人類想象力所幻生出來的。”它具有客觀實在性和可感性，人們可以往來入出，遊泳憩息，“得到至高的啟迪與最大的滿足”。公木受高爾基的文化觀的啟發而產生的“第三自然界”的理論，是對馬克思的認識論和藝術本質論的深入開掘，是藝術思維與現代詩學聯姻開出的新的花朵，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公木的詩論研究，堅持從曆史出發，從現實實際情況出發，從馬克思的人類本體論和方法論出發。這就難怪他的《中國詩歌史》在鳥瞰古典詩史和論述古典詩歌中一些重大理論問題時，常常聯係到詩壇現狀，對當代新詩的發展道路道出與眾不同的見解。公木認為，新詩應走現代化、民族化、大眾化、多樣化的道路。他不同意有些詩論家所說的“五四時期的新詩運動”是“完全脫離傳統影響”的結論：“如果可以把外國詩比作生父的話，那麼中國古典舊詩便是它的生母。新詩從舊詩這個母體中結胎、降生，卻不存在‘掃蕩’與‘打倒’的關係。”在文化交流的大門啟開，歐美風雨又吹拂滋潤新詩的百花園地之時，現代化仍“必須與民族化、大眾化相結合”，以加強新詩與廣大人民的聯係，加強對民族傳統的繼承。如不這樣做，“片麵強調現代化，便會走到歧路上去”。所有這些，都表現出他的詩論靠攏傳統，與新潮詩論家有所不同，
總之，公木雖致力於古典詩論研究，主持編寫多卷本《中國詩史》（包括五四以後的兩冊）的工作，但仍密切關注著新詩的發展方向。到了晚年，他的學術青春仍未凋謝，大膽思索的花朵並未枯萎，對藝術追求的急流仍在奔瀉，特別是1949年後他所探討的中國詩歌現實與浪漫、史詩與劇詩、詩歌與誦詩、語言與格律等一係列的重要問題，是他留給詩壇的一筆遺產。
第五節 真誠坦率、見解犀利的公劉
公劉（1927-2003），原名劉耿直，江西南昌人。50年代出版有《邊地短歌》等4種詩集，還整理出版過描寫少數民族生活的長詩。“文革”結束後，出版了《白花?紅花》等數種詩集。詩論集有《詩路跋涉》（1983年，江西人民出版社）、《詩與誠實》（1983年，花城出版社）、《亂彈詩弦》（1986年，三聯書店）、《誰是21世紀的大師？》（1986年，寧夏人民出版社）。
公劉最早寫詩論，可追溯到1948年發表的《艾青及其詩作》的長文。1949年後，他寫的詩評數量少，且影響不大。十年動亂結束，他原先在“反右”鬥爭中被砸斷的琴弦，重新又響了起來，還寫了一係列筆力豪勁、感情深沉、見解犀利的專題論文、作品評論、詩苑雜感和序跋、通信、問答等等。在幫腔幫調仍非常流行的70年代末，作為詩評家的公劉勇敢地挺身而出，大聲疾呼要掃除瞞和騙的詩風，要恢複和發展新詩的現實傳統，理直氣壯地為那些還沒有提到議事日程上的作品平反。對詩壇湧現的揭露林彪、江青反黨集團的作品，有人貶之為“暴露文學”，公劉旗幟鮮明站出來辯難。當時還紛紛再版“大躍進”中的民歌及其論著，存在著全盤肯定1958年新民歌的傾向。公劉認為新民歌所運用的“不是藝術的誇張，而是政治的虛誇”，不應混淆“浪漫主義與弄虛作假的界限”。公劉主張“在目前這個戰略大轉變時期，更需要著重宣傳現實主義，需要強調‘但歌民病痛，不識時忌諱’”。這些觀點，雖然隻是“反正”，而不是“反思”，更不是“反叛”，但畢竟為以後的突破、超越打下了基礎。
青年是新詩的未來和希望。當公劉在80年代末從北京地區內部出版的刊物上發現了一些新苗時，便肯定顧城是其中的代表。雖然顧城詩作中流露出的思想感情及其方式使他“不勝駭異”，但他覺得自己有責任“努力去理解他們，理解得愈多愈好。這是一個新的課題”。這個課題，不僅是針對他自己提出來的，也是針對廣大詩人和詩評家說的。這一問題提得及時，提得尖銳，為“閃爍著一種陌生的奇異的光芒”的青年詩人的成長開辟了道路。值得重視的是，公劉在肯定顧城的作品“有我們值得學習的長處”的同時，也指出他們的作品還不夠成熟，存在著“認識上的片麵性”。這種看法帶有預見性，可見其眼光的獨到。
80年代的中國詩壇，為“朦朧詩”等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辯。在這場爭論中，公劉“基本上是一個調和派，一個略有發展、略有側重的調和派”。他的所謂“調和”，是認為討論的雙方都不要把話說絕，“硬把所謂的‘朦朧詩’吹成新詩的‘主流’，另一方麵也不能以‘非我即敵’的簡單化的邏輯把某些青年詩人打入地下”。所謂“側重”，在於捍衛青年詩人的試驗權，提倡“詩要多表現人民。表現‘自我’，那也是因為‘自我’是人民的折光。不要孤芳自賞”。基於不要“孤芳自賞”，不要把“膨脹得嚇人的‘自我’當做不可缺少的‘我’”的觀點，他寫了《詩要讓人讀得懂》，批評了一位青年詩人的一首詩和一篇詩話。
公劉有兩句膾炙人口的詩句：“既然曆史在這裏沉思，我怎能不沉思這段曆史？”他的詩論，同樣體現了這種麵對現實、麵對創作實際的思辨力量。也是這種思考，使他的不少詩論帶有政論的特點，充滿動人的警句。
公劉寫詩，喜歡袒露自己的胸懷，毫不留情地解剖自己。他論詩，同樣體現了誠實的現實主義風格。像《關於新詩的一些基本觀點》，與讀者真誠相見，支持什麼，反對什麼，毫不含糊。《從四種角度談詩與詩人——答中央廣播電視大學中文係問》，同樣寫得相當真誠坦率，它代表了和年輕的共和國一起成長的詩人對詩與政治、詩與人民等一係列重大問題的看法。他反對“淡化政治”的看法也許青年詩人不一定讚同，但不滿詩壇現狀卻是出自詩人的一種莊嚴的曆史責任感。他主張麵向現實、麵向人生，反對不食人間煙火味的“純詩”，尤其是強調詩的創作與詩人的生活和人生態度的關係時，更是發自肺腑。
公劉是一個樂天知命、隨遇而安的人。在最艱難的情況下，他信心百倍，充滿了樂觀主義精神。這種精神表現在他的文章中，既有莊重的文字，也夾雜有機智風趣的幽默文字。這類文字，雖與笑容為鄰，但有時也與淚涕為伍。如他的詩論集《誰是21世紀的大師？》的後記，就笑中含淚，讀了後使人敬佩作者人格的高尚與文筆的活脫。
公劉詩論的不足主要表現在有的文章密度過大，引入的問題多了一些，有不少地方隻提出了論點來不及進行充分論證。另外，有些段落流露出某種怨憤之情，影響了論證的科學性。
第六節 謝冕：新詩潮的歌手
謝冕（1932-），福建福州人。1949年參軍。196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係，為該校教授、語言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作家協會理事。著有《湖岸詩評》（1980年，雲南人民出版社）、《北京書簡》（198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共和國的星光》（1983年，春風文藝出版社）、《論詩》（1985年，青海人民出版社）、《謝冕文學評論選》（1986年，湖南文藝出版社）、《中國現代詩人論》（1986年，重慶出版社）、《文學的綠色革命》（1988年，貴州人民出版社）、《詩人的創造》（1989年，三聯書店）。
為“新詩潮”的興起推波助瀾，為新時期詩歌觀念乃至文學觀念的變革作過重要貢獻的謝冕，他的評論道路大體上可分為三個階段。
《湖岸詩評》大都寫於“十七年”，也有一些寫於70年代末期。這些文章，包括未收入集內的觀點極為保守的《論賀敬之的政治抒情詩》構成了謝冕從事詩評工作的第一階段。
在這一階段，他和學友孫玉石、孫紹振、洪子誠、殷晉培、劉登翰等一起共同編寫了《新詩發展概況》。在簡史編寫過程中，他較為係統地接觸了五四以來的新詩和詩歌理論，為以後從事新詩評論工作奠定了基礎。從此，他就一發而不可收拾地寫詩評，以青年詩評家的敏感和才力，熱情地推薦和評價新人新作。在當時詩評不夠活躍的情況下，謝冕抱著推動創作前進的意向，敏捷地穿梭於短詩、長詩、詩集、詩話、詩人論等各種評論領域，在當代新詩評論園地裏勤奮耕耘。他對詩作飽含深情與獨具慧眼的理解和推薦，還有他那寫得簡約而又生動的文字，在促進詩壇新人成長和溝通作品與讀者之間的聯係方麵，均起到了應有的作用。
但他這時的詩評，在方法上往往局限在振葉尋根、剖文析義或對已出現的優秀之作的解釋和讚歎上，視野顯得不開闊。也許是這個原因，謝冕這一時期寫的文章，給人留下的印象不是深刻的洞察力和挖掘出的包含有普遍意義的理論成果，而是思維的敏捷和文筆的清麗。
從1976年10月到1978年，是謝冕從事詩評工作的第二階段。他作為首批衝上充斥假大空文藝陣地的突擊隊員，為新詩的撥亂反正做了許多工作：著力抨擊頌詩的醜惡和虛假，批評不求創造的趨同、非自我化的傾向，呼籲作品的真實性和對社會陰暗麵的揭露。另一方麵，他開始了普及詩藝常識的專著寫作。《北京書簡》這本書，在談詩的形象、想象、構思、詩意及散文詩的藝術特點等方麵，有不少精辟的見解。作者才思敏捷，吐句清新，處處表現了他對詩的審美判斷力以及他把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牢牢焊接在一塊的才學。
此書限於曆史條件，寫得拘謹，全書的結構也無重大的突破。在那個時代，我們每個人最大的幸福就是渺小，是做螺絲釘，現成的、流行了多少年的“無論是詩和歌，都是炸彈和旗幟”的理論還顯得那樣理由充足，謝冕的理性思維也隻能在慣性軌道上滑行。因而人們讀到這樣的論述也就不會感到奇怪：“我們的社會主義詩歌，可以沒有上述那些詩歌（按：指愛情詩、唱酬小詩——引者），但決不能沒有郭小川的《向困難進軍》式的歌唱，決不能沒有賀敬之《雷鋒之歌》式的歌唱。”這種缺乏獨立思考和懷疑意識的“慣性滑行”狀態，用作者的話來說，它“留下了從冬天的冰雪中走來的重新起步的足跡”。
1979年，思想解放運動的開展和當代詩歌發生的變革，冰釋了謝冕山泉般活躍的思想，從此開始了他的詩評的第三階段。
在這一階段，他不再像過去那樣專注於微觀的考察，而更喜歡在全局性的命題中作曆史的沉思，對詩歌的演變規律進行探索和總結。他力圖使自己的評論成為文藝思潮的前導，使自己成為文學觀念變革的先行者。他送走《湖岸詩評》、《北京書簡》後出版的《共和國的星光》，“總的特點是對於曆史的反思。這種反思的出發點是：追溯五四新詩運動曾經出現過的創造的和多樣的繁榮；總結建國以來詩歌創作所已達到的和曾經失去的，從中尋找新詩在長時間內所逐漸產生的異變的因由”。寫於建國30周年的《和新中國一起歌唱》，是他對當代新詩創作的最早回顧。雖然主要是描述新中國詩歌發展的曆程，讚揚當代詩歌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但作者並不單為人民共和國詩星的明亮而歡欣，同時還為它的晦暗而憂慮，初步流露了他思考曆史時的批判意向。這個傾向，在他長達4萬餘言的《曆史的沉思》中得到了更鮮明的體現。這篇洋洋灑灑的論文，在寫法上，注意通過個體去認識整體，不因側重於整體考察就放鬆了對某些詩人詩作——乃至一個刊物的稿約的獨特性與豐富性的評價。在內容上，沒有把十年浩劫出現的“沒有詩歌”的局麵簡單地歸結為“四人幫”的破壞，而是深入探討了新詩發展本身存在的問題，如隻強調詩的功利作用，忽視詩的審美價值；片麵解釋抒人民之情，忘記了抒人民之情還必須通過“自我”得到表現；隻強調向民歌和古典詩歌學習，而忽視了向外國詩歌學習，等等。在人們對詩歌界巨大的標準化工程——隻能寫“我們”不能寫“我”缺乏清醒認識的時候，謝冕能作出切中“十七年”詩歌病體要害的嚴肅認真的思考，在當時是鮮見的。文中對不少著名詩人的詩學觀及某些詩作所作的毫不掩飾的批評，均顯示了作者獨立判斷的思想鋒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