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對重大理論問題，也有濃厚的興趣。這種興趣使他成為論壇上能歌且舞的演員。他一方麵連續推出了以小說評論為主的五種評論集，另一方麵又圍繞著文壇上的興奮點，寫了《文學三元》、《文學這個魔方》這些鼓吹文學多元化的理論文章，產生了廣泛影響，以至被程代熙判為“提出文學多元化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此外，他還用“陽雨”的筆名發表了《文學：失卻轟動效應之後》、《自由與失重——我們要不要、要什麼樣的文藝價值觀念》那樣引起轟動效應的文章。王蒙冷靜地剖析了文學作品為什麼難於出現1977年至1979年那種轟動效應的原因，並重點指出了得以“自由”而又“失重”了的文學創作急需解決的問題。文章涉及的問題十分廣泛，論到的有文學價值問題、創造的原則及內驅力問題、偽理想與重建理想問題、社會主義人道問題，最後歸結為“社會主義的、充分自由的文藝的價值取向問題”。這些論述，表明王蒙作為一個思想敏銳的文學評論家，不僅從微觀上關心同時代人的創作，及時捕捉小說創作中的新觀念、新趨勢，而且從宏觀上注視著整個當代文學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他的論述，顯得雄辯、開朗、詼諧，滔滔不絕。和他的小說語言一樣，他的理論文章也帶有幽默、冷凝、溫馨這三種色調。他不屑於作經院式的思辨，文章洋溢著一種親切溫暖的氛圍。但他論述重大理論問題，不大注意嚴謹性、邏輯性、科學性，涉及麵雖廣卻總是草草掠過。語言上喜歡“爆破式的傾瀉或者旋風式的恃才大書特書”，未能做到惜墨如金。他善於審時度勢，處處體現出聰敏善變的特點，但由於太喜歡把觀點講得麵麵俱到，因而使人感到他的某些理論見解不易把握，乃至有過於聰明的圓滑世故傾向。
第五節 在蛻變中奮進的雷達
雷達（1943-），原名雷達學，甘肅天水人。1965年畢業於蘭州大學中文係。先後在全國文聯、新華社、《文藝報》從事編輯工作，曾任《中國作家》雜誌副主編。80年代著有《小說藝術探勝》（198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文學的青春》（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蛻變與新潮》（1987年，中國文聯出版公司）。
雷達是新時期文學論壇上出現的最具活力和獨具個性的批評家之一。他就像敏感的雷達那樣，以第一時間追蹤當前文學發展的動向——尤其是小說創作的態勢。隨著新時期文壇的飛躍發展，雷達對文壇脈搏和律動的把握愈來愈顯其雄健與大氣。他的評論，正如有的論者所概括的：“鮮活而不教條、雄健而不生澀、揮灑而不飄零。理論與思維、客體與主體、視角與對象、觀點與表達，均呈飽和、統一、相契與機智的狀態。”他在抒發自己激情的同時，常常注意返回理性的疆界，這使得他的評論既充滿激情又顯得敏銳而理智。《人生》和讀者見麵不久，雷達就敏捷地作出了反應，在《農村形象與土地觀念》一文中提出了不同於“文革”前寫合作化作品那樣的文學觀念。在《對一個帶根本性問題的思考》中，又對過去被忽略的“經濟關係與人物靈魂的製約作用”問題，大膽發表了自己的獨立見解。他無論是具體評論作品還是詳述當前小說的走向，均立足於新時期的社會生活體驗，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當然，雷達的評論分量有時稍嫌不足，無往而不在的機鋒也不是很普遍，但他那細膩的美學體驗和藝術剖析，以及多方麵的評價和思考角度，是別人難於企及的。如對於吳若增小說藝術長處與短處的判斷，《注意力轉移之後》對何士光三篇小說的剖析以及由此生發出對典型化問題的理解，都體現了文章中所流動著的理性激情。在《鄧剛的豪氣、力度與薄弱點》等文章中，則表現了他對曆史哲學與社會哲學的熟練運用。他分析作家作品，總是正視現實，注重人物的時代和社會屬性，而不似王蒙的小說評論把重點放在人物的心態、情感上。這正表明雷達的批評有獨特的追求，有自己的批評立場。
雷達原先從事過報告文學、電影劇本創作，是一位感情大於理智的評論家。他作文講究情、氣、勢。收集在《小說藝術探勝》中的許多文章，作者在寫作時均將自己的靈魂融了進去。但他這時的文章，有的還不夠深刻，而《文學的青春》等文語言的個性色彩亦有所削弱。後來出版的《蛻變與新潮》，以他的堅韌勤奮和對文學評論的執著，繼續張揚自己的個性特色：散發出情、氣、勢渾然一體的風采，向他自己所確定的“主體工程”邁出堅實的一步。
雷達所確立的“主體工程”，主要是指對民族靈魂的發現與重鑄。這種“工程”的確定，決定了他的評論不似他人在“掘口深井”上下功夫，而走的是在整體性研究中個別追蹤的路子。鑒於農民性格、農民命運是民族性格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雷達將自己的思考大都奉獻給描寫這類題材的作品。他寫得最為得心應手，也是讀者中反響極大的是評價反映農村生活、農民靈魂作品的文章。他很早發現古華《芙蓉鎮》的意義與分量。他認為小說“從‘小社會的’旋轉變幻，來透視大社會、大時代的旋轉變幻。他寫的是小鎮上的幾家幾戶，隱現的是大時代的千家萬戶；他描繪的是小鎮上的人生聚散，再現的是大世道的升降浮沉；他抒寫的多是生離死別、兒女情長，隱括的是家國興衰、政治風雲。在革命現實主義的藝術概括途徑上，作者顯示出很強的功力和不凡的魄力”。雷達這種切中肯綮的見解，已被後來《芙蓉鎮》獲得茅盾文學獎所證實。他一直在保持著敏銳感受反映農民命運文學作品的審美判斷力，酣暢淋漓地評價《遠村》、《拂曉前的葬禮》。賈平凹的商州係列、張煒山東海灘係列、何士光梨花屯係列、張賢亮西北係列、莫言紅高粱係列，不僅在他的審視之列，而且還在《蛻變與新潮?當前小說中的農村“多餘人”形象》中將其上升到“流程概括”，在《人的覺醒與反封建主題的推衍》中則對這些作品的主題作了深刻的剖析。使人感到不足的是，他對城市居民、知識分子、工人的觀照顯得較弱。後來他有所注意，評了《新星》、《名醫梁有誌傳奇》以及《立體交叉橋》所表現的城市心態。在1986年《天津文學》上發表的《關於城市與文學的獨白》和《小說評論》上發表的《論〈鬈毛〉》中，他對城市文學問題作了曆史的、美學的探討，這也豐富了他的主體工程。
一個評論家，如果沒有自己的理論、觀念，隻曉得跟在作家作品後麵進行闡釋或破譯，是不能成大氣候的。雷達評論的可貴之處，正在於不斷自覺地增強批評主體意識，努力追求、確立自己的理論和觀念。在這方麵，他的代表作是《民族靈魂的發現與重鑄——新時期文學主潮論綱》。此文從文學的“人學”根本特性出發，認為中華民族靈魂的發現與重鑄，才是貫穿新時期文學的主潮。作者認為這是中國曆史、中國社會，中國文學發展到今天的一個必然湧流，它並非人為的規範，而是人的自覺（中華民族自我意識新覺醒）與文學的自覺（當代文學擺脫依附性重建獨立性格）的交彙的自然現象。作者不讚成有些論者用西方現代“無主潮”的多元化來簡單類比當代中國文學特定的多元化現象，同時認為人道主義作為普泛的哲學思潮，由於缺乏“中介”及其他原因不宜視為文學主潮，現實主義無論在方法的狹義上或者精神的廣義上，也不宜涵蓋日益複雜的文學現象。文章通過對農民、知識分子、改革者、婦女等形象譜係十年來變化的具體分析，論證了主潮的存在和趨勢，提出了當前文學發展中許多值得重視的問題。這篇論文既可以看做是他前一階段評論的總結，也可以看做他自成一家的評論宣言。在《靈性激活曆史》中，他將“人”提到很高的程度，且用現代意識清醒地研討“人的生存，人的發現，人的潛能發揮和人的自我實現”，認為曆史主體化、曆史心靈化、曆史的靈性是近年革命戰爭題材小說新的藝術走向，這又可看做他確立主體工程後又一新的進擊。
這一新的態勢，說明雷達很注意更新思維方式，西方的哲學、文化學、心理學著作，如康德、馬爾庫塞、弗洛姆、馬斯洛、薩特、湯因比的思想，構成他從事文學評論工作、研究人們的社會心理的寶貴參照，促使他在80年代後期的文學評論贏得一次靈性的解放。一旦獲得靈性解放，他便以這種解放了的生命激流去參與和重評、重現曆史，使他的評論再次經受蛻變的陣痛，與生氣、激情、哲理更緊密地交彙在一起，更加向著哲學感和學術性靠攏，從而成為80年代以來最活躍、最有後勁的一位小說評論家。比如作為當代文學批評最後一次較大結盟的新寫實主義，其發明權除歸倡導者《鍾山》雜誌外，也與雷達這類敏銳批評家的鼓吹分不開。雷達和王幹等人，是最早對“新寫實”作出審美意識新變概括的批評家。
第六節 曾鎮南對當代新作的愛與知
曾鎮南（1946-），福建省漳浦人。1964年入北京大學中文係。1979年考取北大中文係文藝理論專業研究生，1982年畢業，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當代室研究員。著有《泥土與蒺藜》（1983年，百花文藝出版社）、《生活的痕跡》（1986年，江西人民出版社）、《王蒙論》（1988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蛻蟬期中》（1988年，寧夏人民出版社）、《繽紛的小說世界》（1988年，中國文聯出版公司）。
曾鎮南的大好青春年華是在狼奔豕突的“文革”狂潮中度過的。當曆史的潮汐退去之後，他怎麼也預料不到還會有和文學第二次握手的姻緣。因此，他借回北大學習的機會，補讀那些過去僅耳食過而未覿麵的文學名著，同時十分關心當前的創作現狀。當他一頭紮進當代小說家的優秀新作時，他找到了自己的歌哭，自己的迷惘與幻滅、蘇醒和希冀，他很快地成為王蒙、李國文、張賢亮、蔣子龍、陳建功、何士光、王安憶等人作品的愛好者，仿佛自己的生活也因結識了這些作家筆下的人物而充實和躍動了起來。於是，他按捺不住自己的興奮，一發而不可收拾地寫了許多氣勢舒展豪放、文筆灑脫自如的散文體評論。他在第一本評論集中對《北極光》的思想內容和曾儲形象的分析雖然有欠周全之處，但他那些以追蹤小說創作的發展變化為己任的評論文字，是將自己多年的思考和一時感興，將自己的長處與弱點，都無保留地交給了讀者的。他在《何士光筆下的梨花屯》中對何士光作品吸引讀者原因的剖析，簡直就是投向何士光小說火堆的薪束。作者被作品流露的真摯鄉情所打動，被作家感情的火焰所炙熱，然後“把自己的光和熱加入到那創作之火中去”。這樣，何士光的創作之火便因曾鎮南的光和熱的加入而向上升騰起來，更加照亮了讀者的精神世界。
鑒於學術史上有一些對前人概念的誤解是創造性的，有的批評家便由此將批評定義為一種創造性的誤解。曾鎮南不同意這種看法。他認為：“批評本身受批評對象的製約，我們永遠不可能毫無遺漏地窮盡這個對象，但是我們可以盡量窮盡它。”為了窮盡它，批評家要加強各方麵的修養，尤其是要努力提高批評的準確度。曾鎮南的小說評論，雖然不能說到了有如老吏斷獄，達到無懈可擊的程度，但他麵對小說家的勞動成果，總是十分尊重，總是在充分理解作家的創作甘苦基礎上提出看法。可貴的是，他不僅在表達自己由衷的欣賞之情時是這樣，而且在批評某些作家作品的不足之處時也是這樣。王蒙就曾十分讚賞曾鎮南對他的《風箏飄帶》某些缺點的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