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中除涉及到如何理解“偽現代派”的內涵外，還牽涉到下列問題：
一、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的關係問題。盡管有的論者對現實主義作了新的解釋，但現實主義的一統天下早已被現代主義打破。現在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不再是兩軍對峙，而是出現了相互滲透、交融的思潮。張韌在《文學的新思維與新格局》中，明確提出了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實行雙軌機製的主張。
二、關於實驗小說的評價問題。1985年，是中國文學異常活躍的一年。這一年，莫言、張承誌、阿城、韓少功、劉索拉這些多少帶點“鬼才”味道的頑童相繼崛起。對他們的文學實績，批評界沒太大的歧見。到了1987年，以北京地區為代表的青年批評群體，開始對先鋒小說發出“危機”、“傾斜”的斥責聲。張陵、李潔非甚至判定1987年“沒有好小說”。廣東的張奧列認為實驗小說陷入了窘境。天津的《文學自由談》雜誌，還於1988年辟了“直言不諱”的“罵派”批評專欄，企圖以“罵”治“捧”。由1985年“罵”現實主義到1988年“罵”現代主義新潮小說，許多論者均認為這樣做過於偏激。因為盡管1988年掀起了現實主義回歸熱潮，但現代主義小說仍未陷落低穀，瀕臨絕境，它們的現狀是兩派分立，你激我蕩，相爭共存。
三、關於閱讀的意義。木弓、王幹等人認為，“偽現代派”不重視“閱讀”的存在，敘述者處在一元中心的位置上，提出真現代派的文學應注意讀者和作者的心靈相通，讓讀者讀小說時理解作者的創作意圖，讓讀者與作家共同參與文學作品的創造，取得共同的地位。
四、中國文學的發展道路及文學評論對創作應負的責任。李陀認為，不但要討論“偽現代派”，而且還要討論“偽現實主義”。“因為中國文學的現實主義運動中究竟有多少現實主義本來就是一個很大的疑問”。“在現實主義由於中國化而產生了嚴重名不副實的情況下，為什麼中國的文學工作者還一定要堅持現實主義的名義？為什麼要給自己的文學加上現實主義的桂冠？”李陀還批評了當前文學評論過於冷靜的客觀態度，而放棄了對文學發展應有的熱情。
這次討論多半局限於青年評論家，有“圈子”批評的味道，影響不如上一次因“四隻小風箏”引發的“空戰”那樣深遠。但它畢竟說明現代主義再也不是洪水猛獸，如今不是“狼來了”，而是現代主義來了，後現代主義也隨之乘隙而入。它的存在和發展，已是不可回避的事實了。
第三節 閻綱的“評論詩”
閻綱（1932-），原名閻振綱，陝西省禮泉人。1948年起從事通俗文藝創作，1950年到縣文化館工作。1956年畢業於蘭州大學中文係，後到《文藝報》當編輯。曆任《評論選刊》主編、《中國文化報》副總編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著有《悲壯的〈紅岩〉》（1963年，作家出版社）、《小說創作談》（198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創業史〉與小說藝術》（1981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小說論集》（198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文壇徜徉錄》（上、下冊，198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文學八年》（1987年，花山文藝出版社）。另與朱寨、顧驤、何西來、王愚合著《新時期小說論——評論家十日談》（1987年，陝西人民出版社），又與馮牧、劉錫誠一起共同主編了《中國當代文學評論叢書》19種。
閻綱在《小說論集》的後記中回顧自己的評論道路時說：“‘文革’前主要靠按捺不住的熱情寫文章，‘文革’後，主要靠不可遏止的義憤寫文章。”“文革”前與後，確是閻綱從事文藝評論工作的兩個不同階段。在“十七年”時期，他勤奮筆耕，先後評過長篇小說《紅岩》、《大波》、《播火記》、《歐陽海之歌》，中篇小說《在和平的日子裏》、《浪濤滾滾》以及王汶石、茹誌鵑、王願堅、馬烽等作家的短篇小說，還寫過1961-1963年中篇、長篇小說的綜合評述。這些文章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作者的鑒賞力，體現了強烈的責任感，但畢竟還沒有充分顯示出閻綱的評論個性。“文革”後，文壇在呼喚和尋找為撥亂反正衝鋒陷陣，向極左思潮、封建意識和“文革”遺風宣戰的評論家。正是在這種時代精神的感召下，閻綱懷著對人民的赤子之情，對“四人幫”的強烈義憤，寫了許多針砭時弊和文弊、充滿熱情和義憤的好文章。在《思想解放的勇氣》、《神學?人學?文學》、《一點質疑》、《“現在還是放得不夠”》、《文學藝術的新階段》等文章中，他排除“凡是派”的幹擾，呼喚文學思想解放運動的到來，呼籲文學同新的時代、新的群眾相結合。他強調寫典型，強調寫人的性格的複雜性，提醒作家正確處理歌頌與暴露的關係。對黃安思的“向前看”和李劍“歌德與缺德”的觀點，他敏銳地提出質疑。在影響較大的《文學四年》一文裏，他獨到地認為：清除現代迷信的影響和恢複發展革命的現實主義是“解放文學”的兩大標誌。他深刻地分析新時期文學頭四年的三次突破與分化，並預言今後的主題、題材還會有突破，藝術思想上還會有分化。這個預言已為後來的事實所證明。
80年代以來，活躍在小說論壇上的中年評論家，大都是社會學文藝評論家。他們常常以文學與現實的關係為出發點，用反映生活是否正確、刻畫人物是否典型的標尺來審視小說，使他們的評論更多地帶有政治觀感和社會評判性質。閻綱也不例外。他的文章的力量，與其說來自對藝術問題的真知灼見，不如說更多地來自他直麵人生的勇氣和直言不諱的赤誠。劉心武的《班主任》在《人民文學》發表後，閻綱很快寫了《謹防靈魂被鏽損》，為作者正視現實生活、勇於提出尖銳的社會問題叫好。當短篇小說《靈與肉》呈現在讀者麵前的時候，閻綱大呼“寧夏出了個張賢亮”，並為張賢亮的小說“寫得大悲”進行辯護。陳世旭的《小鎮上的將軍》發表後，閻綱又及時將這位打破習慣寫法的小鎮上的作家推薦給讀者。王蒙《夜的眼》等小說在寫法上越出了常規，閻綱同樣禁不住為他的勇氣、智慧和革新的成果歡欣鼓舞，並感到“一個新的文學流派，似乎正在醞釀、形成”。張一弓謳歌“犯人”的小說《犯人李銅鍾的故事》問世後，評論界的反應出乎意外地冷淡，其原因在於懷疑作品的社會效果，擔心“於安定團結有礙”。閻綱沒同意這種看法，勇敢地站出來為張一弓辯護，稱讚作者“大膽、尖銳而較為準確地揭示重大的社會衝突……深刻地暴露，使作品的歌頌顯得動人之極；真切地歌頌，使作品的暴露警鍾沉沉”。他熱情評價過的作品還有從維熙的《大牆下的紅玉蘭》、魯彥周的《天雲山傳奇》、鄧友梅的《追趕隊伍的女兵們》以及古華、京夫、路遙、雷鐸、烏熱爾圖等人的小說。他更是多次推薦“文起當代之衰”的蔣子龍的工業題材作品，推薦時欣喜之情溢於言表。
閻綱謙稱自己寫文學評論，“無非是為迅跑在三中全會解放路上的文學記功，我羨慕賽場上的記分員”。閻綱本人，就是小說論壇上出色的“記分員”。他所選擇的“記分”對象，大半是那些直接反映現實生活，與當代人的精神世界息息相通，在突破禁區方麵有所建樹的作品。在他“記分”的具體過程中，著眼點總是首先放在作品所含的深刻思想內容方麵。作為一位社會學評論家，他和劉錫誠、劉思謙、張炯、陳遼、蔣守謙等人一樣，“打分”的首要標準不是作品的藝術魅力，而是作品的真實性和現實氣息。盡管他這種“記分”標準還有值得商榷之處，但不能不承認，他的文章充分顯示了一位社會學評論家對現實主義的倡導以及由此而來的令人欽佩的膽識。
閻綱的評論成就除體現在小說評論方麵外，還體現在對新時期的文學動向和文學思潮的把握，以及總結文學運動的新鮮經驗上。《文學四年》、《文學八年》和《文學十年》，便是他聯係曆史經驗，對新時期文學不斷作出宏觀總結的力作。如前所說，《文學四年》表現了閻綱思想的敏銳性和理論概括力。《文學八年》則是對“四年”的豐富和發展，它重點論述了“解放文學”向“改革文學”的成功過渡，以及在為什麼寫、寫什麼、怎樣寫三方麵所取得的基本經驗，比《文學四年》更有條理，更具理論色彩。《文學十年》高屋建瓴地從“思想深度和曆史內容”、“文學觀念的恢複和擴大”、“創作方法的革新”三方麵簡明扼要地論述了新時期文學在相互交錯的三條線索中飛躍前進的實績。其與“四年”、“八年”的相同之處是一如既往強調“現實主義迄今仍然是文學的主潮”，“反封建主義，建設精神文明是新時期文壇的鮮豔旗幟”。但同時修正自己的某些看法，如不再用恩格斯的典型理論要求不同體裁的作品去刻畫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肯定了王蒙在《雜色》等作品中用渲染典型情緒取代刻畫典型人物的做法。對他自己80年代論《創業史》時使用過的階級分析方法，也作了質疑與自省。這說明閻綱在小說創作實踐的帶動下，文學觀念變得更加開放。這比他以往過分強調革命現實主義的做法來說，無疑是一種超越。
但閻鋼還不能完全做到以全新的目光衡量一係列新潮小說。自1985年後，閻綱對小說界的革新反應遠不如他在《文學四年》時期那樣敏銳。他不僅產量少，而且質量平平，在理論上呈現了凝滯傾向。閻綱當然不是視現代主義為洪水猛獸的評論家。他很早就肯定王蒙80年代初期的創新。但比起一些年輕的評論家來，他身上因襲的重負畢竟多些。當他看到一批有才華的年青作家寫的小說越來越遠離現實，一個個飄飄然乘風飛往高空，變成一顆顆遙遠的星星的時候，他不能不感到困惑。在這種情況下，要他放棄既定的思維模式，像某些青年評論家那樣易於親近這股不大不小的拍擊文壇的浪潮，是困難的，甚至是痛苦的。他的評論家地位之所以在80年代後期受到挑戰，以致使人有落伍之感，其原因是他後來離開了《文藝報》，又離開了《小說選刊》編輯部，到河北工作了一段時間，這與小說創作關係不大的工作，使其暴發靈感的機會大為減少。此外，他的理論功力本來就欠深厚，文章多為急就章，常常以氣勝、以情勝而思辨欠深，後勁明顯不足。但即使這樣，仍不可因他80年代後期作品不像過去井噴似的佳篇迭出，而低估他的小說評論在新時期呼喚文學的真正自由與解放的先鋒作用。如果沒有一批像閻綱那樣仗義執言、不避鋒芒的評論家發現佳作，舉薦新人，扶持、衛護剛剛興起的以“傷痕文學”為代表的潮流，新時期文學就有可能被壓製在搖籃裏。
閻綱的小說評論有自己的獨特風格。屠岸在為他的《文壇徜徉錄》寫的代序《熱情和義憤的噴發》中，曾將其風格概括為“評論詩”，並說讀他的小說評論“就感到像在讀當代小說史。新中國從50年代到80年代小說創作發展中所出現的景象，那一波三折，那幾起幾落，那死水微瀾，那波瀾壯闊，那頑固的阻力，那強勁的動力……幾乎都反映在閻綱的評論詩的旋律裏”。這種評價符合閻綱評論實際。像在《日趨繁榮的短篇小說》中，閻綱深入分析了自1977年以來短篇小說所經曆的三次突破過程，帶有“史”的描述性質。當1979年中篇小說崛起後，閻綱又寫了《中篇小說的興起》，為中篇小說的繁榮呐喊。在《談長篇小說的創作》等文章中，則深刻地論述了長篇小說上不去的原因和如何突破等關鍵問題。他這些勾畫小說創作整體拓進的輪廓的文章，議論風生，機智鋒利，有濃烈的感情色彩。他以生動而富有銳氣、活潑而充滿激情的語言，衝擊著沉悶的理論空氣，為呆板、枯燥得像木乃伊似的評論文字吹進一股新風。他不以指導者自居，常常把作家當老師，把讀者當朋友，致力於“行文體之改革，引詩意和真情入文，推倒呆滯生硬的評論之牆”，以自己與眾不同的個性屹立於小說評論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