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小說藝術觀念大幅度革新
新時期小說藝術觀念大幅度革新所經曆的曆史性變化，有個持續發展的過程。當1977-1978年小說創作往現實主義軌道上複歸時，小說理論批評的任務主要是批判文化激進派鼓吹的“三突出”一類的理論，為“寫真實論”、“現實主義深化論”的平反製造輿論，為恢複現實主義在小說理論批評中的地位呐喊，並冒著風險去為“反黨小說”《劉誌丹》、《保衛延安》翻案。這時的小說評論明顯帶有政治批判性質，用美學的曆史觀點研究小說作家作品的文章極少，思想上仍受到兩個“凡是”觀點的束縛。如一邊批“根本任務論”，一邊又強調小說創作的首要任務是塑造英雄人物；一方麵承認邵荃麟提出的“現實主義深化論”沒有錯，另一方麵又對“寫中間人物”的主張持保留態度。這說明1978年以前的小說理論批評，還沒有從撥亂反正的台階威武地邁上開創新局麵的台階。
1979年以後，由於開展了文藝與政治關係、“寫本質”問題、典型問題、人性、人道主義問題的討論，使這時的小說評論為創作突破禁區、險區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它不再落後於創作，而是具有了超前性。劉心武的《班主任》、盧新華的《傷痕》發表後，有人將其貶為“傷痕文學”、“感傷文學”、“暴露文學”，批評家們紛紛撰文質疑和反駁。王蒙等人寫了關於歌頌與暴露、關於幹預生活問題的文章，這均為小說創作打開了一條新的航道。尤其是閻綱對張一弓的小說《犯人李銅鍾的故事》的評論，不是一般的肯定，而是對社會主義新人形象提出了一個新觀念，這表現了他作為評論家的藝術勇氣。如果沒有銳利的眼光與膽識，他就不可能為深化“傷痕文學”的“反思文學”的興起鼓吹。總之，如果沒有小說評論家扶持、保護以“傷痕文學”為代表的新時期文學潮流，這股潮流就有可能被左傾勢力所壓製。
從70年代末以來，小說創作開始出現了革新：在傳統現實主義的基礎上，大膽引進西方現代派的手法，如茹誌鵑的《剪輯錯了的故事》，而王蒙連續發表的用意識流表現手法寫的小說，更引起了文壇的青睞。小說家的藝術創新，很快成了人們廣泛議論和十分重視的研究課題，除王蒙本人發表了許多談小說觀念變化的文章外，李陀發表了《論“各式各樣的小說”》，最先發現王蒙對傳統小說模式進行挑戰的意義就在於創造了一種新的小說文體，並對新潮小說分別作了具體的分析和總結。高行健發表了《談小說觀和小說技巧》，後又出版了《現代小說技巧初探》，從理論上支持王蒙的文體變革，引起了不同的意見。《文藝報》、《文學報》、《小說選刊》也發表了談小說觀念的文章。這表明，評論家們並非僅僅跟在作家後麵作表態性的反應。他們以自己的倡導、印證、激勵和理論發揮參與了小說藝術的變革。具體說來，他們主要提出了下列問題：
一、現實生活趨向複雜化，小說的寫法也不必定於一尊，可以有各不相同的寫法。過去，人們長期把恩格斯的“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當做經典定義，而沒有看到它隻是現實主義典型化的一種方法。典型既可以是人物的，也可以是情緒的。王蒙認為，短篇小說完全可以寫一個鏡頭、一個片斷、一點情緒、一點抒發、一個側麵，甚至一聲呐喊也可以組成一篇小說。短篇小說的主題、題材、結構、風格、手法，均應多樣化。正劇、悲劇、喜劇、鬧劇都可以一試。對某些中國古典的、外國現代的創作方法都可以采取“拿來主義”的態度。李陀也認為，小說不必非要“寫得像巴爾紮克或契訶夫的作品那樣”。小說觀念自20世紀開始，已經曆了另一發展階段，現代小說在“寫法”上已和巴爾紮克、契訶夫小同而大異，這就不能不使“小說學”的麵目發生巨大的變化，不能不使人重新思考什麼是小說、應該怎樣寫小說這樣一類的老問題。
二、小說的主題除追求確定性外，還可追求非確定性的內涵。“十七年”的小說，主題單一、明確。新時期的小說不滿足於此，主題常常呈現出多義性。陸文夫在《小說門外談》中就強調：“創作可以而且應該不用單一的主題，可以像多彈頭分彈道導彈一樣，能同時擊中許多目標。”嚴文井在《給孔捷生的信》中認為，主題的多義是由生活的多義決定的。“藝術地再現生活，如果成功，就會顯示出多義性來。如果隻能寫出一義，那大概與寫傳單差不多。”其他評論家也認為，作家們追求複雜層次和多主題，是為了同表現複雜化和快節奏的現代化生活相適應。這種追求更多的非確定內涵的做法，無疑是新時期小說觀念的又一重大發展。
三、小說敘述方式和情節、結構等問題上的轉變。新時期小說作為新的文學造山運動的主幹，其變化的節奏之快，範圍之廣，種類之多，均一言難盡。拿作為小說敘事的一個重要方式視角來說，它就發生了不尋常的變化。作家們常常違反“十七年”經常使用的常態視角，從一個非常態的角度去觀照現實世界。像莫言小說中的童年視角，幫助他創造了一個陌生化的藝術世界。馬原、喬良的小說視角，也具有一般小說作者所沒有的重疊、交叉、變幻的特點。此外，在敘述方式上還有主觀鏡頭敘述法、變形敘述法、物的敘述法、法庭作證敘述法、變換人稱的戲劇台詞式敘述法等。在情節方麵，則顯示了一種淡化趨勢。這種淡化，並不是完全無視情節的作用，而是淡化情節單元之間的線性關係，不按“十七年”流行的為主題服務、故事要有頭有尾以及大團圓等傳統情節模式辦事。如紮西達娃的小說，有意打破時空常規，造成情節的不和諧，強化作品的荒誕感。情節和結構有時很難區別。當作家們選擇小說情節的同時，也在選擇結構，努力走出“十七年”慣用的“情節——人物”的結構套路，開始出現了過去沒有的心理結構、意象結構、自然空間結構、文化空間結構、鬧劇結構等等。對新時期這些觀念的變化，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向西天取經的結果。社會生活的繁紛複雜，思維方式的生動微妙，人們對現實的各式各樣的感受，對“十七年”小說創作的反思，均促使小說家們尋找具有創造性的、獨特的、新穎的藝術表現加以反映。
新時期小說理論批評的進展還表現在重心越來越轉向小說美學方麵。在五六十年代，許多老一輩的小說家和評論家，根據自己的藝術實踐和理論探討的體會，對小說的藝術特征作了有一定成效的探討，但由於政治運動的幹擾，小說理論研究多年來停滯在小說藝術規律的一般層次上。新時期小說理論向美學上轉化，為的是突破過去思維的封閉性與求同性，從更高層次上把握小說藝術的規律，探索審美主體的奧秘和小說自身的審美特征、小說內容的構成元素及其相互關係、小說的藝術形式及其表現手段、小說語言功能的開發與實驗等等，總之是從美學意義上尋找小說的真正涵義，並就小說把握生活的方式、情節結構、人物世界構成、篇幅、形式等方麵作深入探討。青年評論家還常常從審美形式這個獨特角度對新時期小說進行批評，或總結小說的審美經驗，或揭示小說的審美規律，或發掘小說的審美素質。他們的審美判斷，既新穎又富有一定的深度。另一些中年學者或探討古代小說美學理論，或聯係今天的創作實際探討小說創作的藝術規律和美學原則，不僅深化了有關小說理論，而且也通過小說的創作和鑒賞，開拓了美學研究的新領域。
在小說的樣式研究方麵，也發生著科學意義上的轉化。短篇小說的評論和研究已日益顯出學科建設的自覺意識，荒煤、秦兆陽、潔泯、朱寨、王愚、閻綱、曾鎮南、蔣守謙、劉錫誠、蔡葵、何西來、張炯、雷達、繆俊傑、顧驤、李子雲、劉思謙、黃子平、季紅真等評論家，準確地把握著短篇小說的動向與流脈。他們的研究大體經曆了兩個階段。在1980年以前，由於短篇小說在暴露“四人幫”給人民帶來的“傷痕”、反思“十七年”“左”的錯誤方麵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因而這時的短篇小說評論非常重視小說的社會效果，一致認為短篇小說的最重要收獲，是革命現實主義的勝利。至於藝術分析，則非常欠缺。當時作家的當務之急是把話傾倒出來，而不是考慮藝術質量，激情的作用往往勝過技巧的作用，所以由李飴的《思考，但別忘了文學……》引起的關於短篇小說的藝術爭論，並未引起多大反響。80年代後，伴隨著短篇小說轟動效應的失卻，研究者的審美意識終於覺醒過來，並作為重要的價值闖進了小說評論領域。特別是1985年湧起了小說新潮後，小說評論家針對創作中出現的尋根、空靈、荒誕、魔幻、象征、黑色幽默、怪味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到了1988年，短篇小說和整個文學一樣進入了低穀時期，人們感歎著文學失去了以往的神聖以及失卻轟動效應後麵臨的尷尬。為了從頹喪的情緒中走出，新批評家們紛紛自我反叛，將批評矛頭指向他們熱烈讚揚過的先鋒小說，由此又引起了吳亮為先鋒文學辯護的“宣言”式文字。
從70年代末開始，中篇小說異軍突起，大顯身手。評論家們的視野，從此不再局限在驍勇的短篇，而開始了中篇小說的研究。他們先是探討一向未能出人頭地的中篇小說，為什麼會在這時平步青雲，成為最受歡迎的紅角兒；後是探討中篇小說的發展規律，它與當代文化、與新時期文學思潮的關係，並同時研究諸如中篇小說的形式結構、藝術特點、審美屬性乃至篇幅規模等眾多問題。在這方麵，成績最大的是張韌。他始終追蹤著、探究著正在發展的中篇小說形態，出版了《中篇小說論集》。長篇小說的研究，雖然遠沒有像中篇小說研究那樣活躍，與新時期發表出版的一千多部長篇的數量也極不相稱，但仍作出了成績。特別是在第一屆茅盾文學獎的激勵下，長篇小說的研究打破了沉悶的局麵，先是《文藝報》開辟了“長篇小說創作筆談”專欄，後來中國作家協會也召開了長篇小說討論會。論者感興趣的話題是長篇小說的進展、存在的缺陷及其改進的方法。1984年後，隨著《鍾鼓樓》、《活動變人形》、《古船》等探索性長篇小說的出現，長篇小說的評論和研究不再局限於創作自身的成敗得失上，而著重從曆史、哲學、美學和接受理論等方麵進行探討，涉及的話題有長篇小說的創作現狀、長篇小說觀念的變化、長篇小說麵臨的問題、改革題材的長篇新作評價以及對“十七年”長篇創作的反思。隨後，《文學評論》以專輯形式發表陳美蘭、盛英、劉齊等人關於長篇小說藝術特性的研究文章。1987年底至1988年上半年《文藝報》開辟了總計8輯的《關於長篇小說的理論探討》專欄，探討的問題均比過去更有縱深感和理論性。長篇小說研究“專業戶”何鎮邦還出版了《長篇小說的奧秘》。吳秀明則出版了評價新時期長篇曆史小說的論文集《在曆史與小說之間》。但總的說來，長篇小說的研究還未完成從外部規律到長篇小說審美特性的轉變。
“十七年”時期沒出版過一本研究小說理論的專著。在西方，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創立了小說敘事學，可在中國，直到80年代末出版了陳平原的博士論文《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後，才改變了對小說敘事學自覺或不自覺的拒絕態度。在現代小說史研究方麵，自美籍華人夏誌清著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於80年代初傳入國內後，該書的政治偏見及論述的隨意性，比其開拓價值更強烈地刺激了國內研究現代文學的學者們，以至先後出版了田仲濟、孫昌熙主編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趙遐秋和曾慶瑞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楊義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其中後來居上的楊義以出色的史識統攝全局，用高明的悟性把史識滲透到作品的解剖中。該書以小說流派劃分章節，把有關小說家的創作活動分別納入不同的發展線索中，考察他們在種種小說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從而展示現代小說發展的規律性，體現了一種文學史變革的趨勢。楊義的另一本講稿《文化衝突與審美選擇——20世紀中國小說的文化分析》，從文化角度審視20世紀小說的運動過程，顯示出一種史家的開拓精神，預示著跨世紀的一代文學通才的崛起。但前麵幾部小說史，在文學史觀念和理論上的重構設計方麵所作的努力，比在文學史體例、方法、視角上的翻新要遜色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