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周揚的悲劇
“文革”後周揚出版的著作有《關於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學藝術問題》（1979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周揚文集》（1984-198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周揚序跋集》（繆俊傑等編。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周揚近作》（顧驤選編。1985年，作家出版社）。
有少數老一代理論家，一到暮年便走下坡路，再也無法做到有所創造，有所前進。而周揚這位曾是全國文藝領域階級鬥爭的總指揮卻有所不同。當“文革”中因周揚“文藝黑線”一案牽連的110多人全部釋放，而周揚本人也最後一個離開秦城監獄時，他卻找不到棲身之地，隻好寄居在一家招待所。這位老人終於醒悟，自己戎馬生涯幾十年，奮不顧身去求民主、自由，卻到頭來失去了生活的自由和做人的尊嚴，連自己最基本的生存權利也得不到保障。他在簡陋的招待所裏，用新的眼光從頭研讀馬列主義著作，由此發現“文革”的產生並不是偶然的，極左的全麵統治並非一日之寒，是“十七年”“左”的文藝思潮——包括他自己領導的一係列文藝思想鬥爭的必然惡性發展，因而他下決心用實際行動糾正過去所犯的錯誤。例如批《苦戀》時，聲勢浩大，大有山雨欲來的架勢，周揚不讚成這種不是運動的運動。
周揚在和顧驤談話時，多次講到他晚年要做的三件事：出版個人文集，重新製定文藝條例（8條或10條），不寫個人回憶錄，但要寫回憶毛澤東、周恩來與他的談話指示。其中出版文集一事經他生前審定，總算先後出齊了。第三件事來不及完成，第二條則完成了一半，在馮牧等人的幫助下起草了以反“左”為主導傾向的新的文藝條例（初稿），如第三條反對“亡國論”。這一論是針對陸定一講“文藝是危險的事業，文藝多了要亡國”。第五條強調“發揚藝術民主，保障兩個自由”。這顯然糾正了他過去認為“創作自由”是資產階級文藝主張的看法。在80年代初期，還不可能提出“以法治文”，不可能認識到“政策”取代不了“法律”，但周揚顯然已有了為文藝立法的樸素認識。他經過反思後堅定地認為，文藝戰線“左”的東西“根深蒂固，源遠流長”。他在為1981年8月中宣部召開的在京的文藝界黨員領導骨幹會起草的報告（打印稿）中說：“20多年，文藝戰線‘左’和右的錯誤都有，但就主體和主導思想而言，是‘左’的錯誤……過低的估計‘左’的影響，以為三中全會以後，‘左’的傾向已成過去，右的傾向已經是主要的了，這是不符合實際的。”這些講話，均極具針對性，與那種主張左右開弓的“均衡論”不相同。周揚在80年代初期的講話，貫穿著這種對曆史的反思精神，力圖從曆史經驗尤其是從自己所犯的錯誤中總結出規律性的東西，以指導今後文藝事業的發展。
在極左的歲月裏，周揚既是錯誤決策的執行者，又是它的犧牲者。當“文革”結束後許多高級官員都在聲淚俱下控訴“四人幫”對他們的迫害，而諱莫如深不講自己執行過極左路線、給別人帶來許多痛苦與悲傷時，周揚卻極少訴苦，常作自我懺悔和自我批評。有時懺悔時還聲淚俱下。對這“懺悔”有很多人認為是“表演”，也有人認為是真的。其實，不可一概而論。這裏有真有假，情況較為複雜。說“真”，是因為他確實認識到執行左傾路線的錯誤；說“假”，是因為他有時積習難改，一邊“懺悔”一邊還在整人，如1978年審查原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長李之璉問題時，他仍給這位“極右分子”潑汙水。1979年周揚擔任第四次文代會籌備小組組長時，仍不同意恢複丁玲的黨籍。但從總的傾向來看，周揚還是願意去掉包袱，盡可能跟上時代前進的。他在1983年3月為中宣部、中央黨校、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教育部聯合舉辦的紀念馬克思逝世100周年所作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學術報告中，談到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的關係時說：“在馬克思主義中，人占有重要地位”，並認為“隻有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才能真正克服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周揚如此重視人的尊嚴，強調提高人的價值，如本書第一編第四章所述，並不是始於80年代。從30年代後期的文章中，可以找到類似的論述。所不同的是，他不是一般地談人的尊嚴和人的價值，而是企圖用人道主義去改造馬克思主義，並以此取代“毛澤東時期”以階級鬥爭為主導的意識形態，從而為社會主義改革運動提供新的理論依據。文中最有鋒芒並引起爭議的是對“異化”問題的論述。遠在1963年的演講《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戰鬥任務》中，他就肯定了“異化”的普遍性，而這個演講稿是經過毛澤東審閱並親自修改的。這次講“異化”，他揚棄了當年“左”的成分，認為社會主義雖存在著“異化”，但社會主義製度本身存在克服“異化”的條件，而改革，是克服“異化”之途。這篇文章由王若水、王元化、顧驤三人參與起草，但整個內容和文章結構都是周揚本人的意思。它“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從世界觀高度較全麵地、係統地清算三十幾年來‘左’的思想政治路線的理論文章，也是為蓬勃興起的城鄉各項事業的改革作理論上論證的、具有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的著作。這篇文章，是周揚在新時期10年中理論建樹的高峰，或許也是10年中思想理論戰線具有重要理論、學術價值的著作之一”。由此他付出了代價，受到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委員胡喬木的嚴厲批評，並以此為由發動了一場“清除精神汙染”的不算運動的運動。
經過1983年發生的這一樁由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引起的公案後，周揚精神備受刺激，身體急劇衰老，麵容憔悴，動作遲緩，一病不起，成了“植物人”。陸定一在1989年8月19日寫給周揚女兒周密的信中，說周揚是“被氣死的”。後來胡喬木也許意識到自己的做法中止了一次百家爭鳴的探討，在80年代中期重演了一出“一家獨鳴”的悲劇，故他寫了一首略有和解之意的詩給周揚：
誰讓你逃出劍匣，誰讓你
割傷我的好友的手指？
血從他手上流出，也從
我心頭流出，就在同時。
請原諒！可鋒利不是過失。
傷口會愈合，友情會保持。
雨後的陽光將照見大地
更美了：擁抱著一對戰士。
然而，周揚的“傷口”已再無法“愈合”，他於1989年7月31日離開了雨後的陽光而長眠地下。
第二節 滯重的跋涉
林默涵“文革”後出版的著作有《林默涵劫後文集》（1987年，文化藝術出版社）。
“文革”前，林默涵是周揚的得力助手。新時期到來之際，即到了“改革開放”成了新的政治話語和意識形態的階段，這兩位習慣以正統的馬列毛為理論資源的老左派，程度不同地對過去走過來的道路進行反思。其中周揚向啟蒙知識分子靠攏，對曆史作了深刻的反思，如前所說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林默涵的有限反思則不同於周揚。
70年代末，林默涵主持了新編16卷《魯迅全集》的出版編輯工作，還負責領導中國文聯和各協會的恢複工作，並對“十七年”的文藝工作進行了回顧，認識到“文革”前的確犯有片麵強調階級鬥爭等各種錯誤。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他和大家一起投入了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戰鬥，於1977年底在《人民文學》召開的揭批會上作了《解放十七年文藝路線上的思想鬥爭》的長篇發言。他的發言由於寫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論述顯得異常拘謹。1978年底，他又在廣東創作座談會上作了《總結經驗，奮勇前進》的長篇講話。此講話論述的衝破禁區問題、“文藝黑線”和30年代論爭問題，對當時的撥亂反正、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有一定指導作用。
龔自珍詩雲：“文格漸卑庸福近。”林默涵便是一位享有“庸福”的理論家。這裏講的“庸福”或日平庸，是指其思想守舊，很少與時俱進，對經典作家的文論隻談“堅持”，不談或少談“發展”。比如他在80年代仍和“文革”前一樣，以“捍衛”者的姿態寫文章，如《談文藝戰線清除精神汙染問題》以及在文化部舉辦的文藝理論學習班作的《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報告。這些報告，是戰鬥化情緒和服從政治鬥爭需要的產物，批評是在政治學、社會學而非在審美層次上展開，有很濃的注釋政治權威的思想體係的意味。盡管這仍屬於以代表黨、代表人民的姿態出現的居高臨下、指導全局的批評，可鑒於80年代思想專製時代的遠去和意識形態拒排力的減弱，林默涵“十七年”時期的至尊地位大為降低，因而他的重拳有時難免擊在棉花上，呼應者寥寥。
80年代後期，林默涵還拿起了隨筆雜文的武器，在《光明日報》上陸續發表了一些短文批評貶損魯迅和不健康小報等傾向。這些文章，雖然有充滿激情的政治憤慨，但畢竟對新時期的特點了解不夠，尤其是對謬誤根源沒作深入具體分析，隻簡單歸之為沉渣泛起，缺乏一種辯證的揚棄態度，這說明作者的思維方式和“十七年”時期沒有多大變化。其中《應該用什麼準則來要求作家》，是反對“毫無分析地籠統地謳歌人道主義”，但由於說理欠充分，且以“文藝哨兵”的身份出現，因而引起了一些作家的反感和批評。在政協六屆五次大會上所作的《堅決而持久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發言，在反對色情文學的同時籠統反對“性心理”描寫，欠科學；將“性心理”描寫上綱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在文藝上的表現和影響”，則引起人們的爭議。提供了許多重要史料的《胡風事件的前前後後》，說明林默涵對胡風的看法已與“文革”前不同，但此文對胡風的“曆史問題”仍持保留意見，則說明在“胡風事件”中他陷得太深（如親自負責拘捕綠原），以至到中央已為胡風徹底平反時，還未能徹底覺悟過來。他在新時期的理論活動充其量不過是回歸到50年代的出發地，以致過多地重複那個年代的自我。這種滯重的跋涉使其無法適應主義批評的式微及由此帶來的文學多元化的局麵，很快失去影響力與號召力，而走向邊緣化。
秦兆陽80年代出版的著作有《文學探路集》（198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
當可怕的噩夢逝去後，秦兆陽於1979年重新“複活”到文學崗位上。於是，他又重整旗鼓，“策馬長途學健兒”，寫了許多論文：或通過對全國獲獎的短篇小說的賞析，或通過談寫真實、寫觀念、寫人物、寫意識流等這些與文學創作的真實性和深刻性有關的問題，更深入、完善地闡發了他在新的曆史時期對現實主義的理解。像《斷絲碎縷錄》、《讀〈邵荃麟評論選集〉劄記》、《“真實”雜談》，在分析作品時從美感直覺性出發，顯得細膩和透徹，有如庖丁解牛，遊刃有餘。但由於作者不再處於文藝思潮的前沿陣地，再加上文章本身主要是在微觀評論上顯示出力量，因而使他在文藝理論探索的輝煌時代一去不複返。
朱寨80年代出版的著作有《從生活出發》（198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朱寨文學評論選》（1985年，湖南文藝出版社）。此外，還與閻綱等合著了《新時期小說論——評論家十日談》（1987年，陝西人民出版社），並主編了《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198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
朱寨與林默涵同屬老一代評論家，但朱寨的評論不與權力掛鉤，他不可能也不會用作報告的方式表示自己對文學問題的意見。
朱寨是最早以當代文學研究為主的專業評論家。但他的評論產量夠不上豐盛。這絲毫不表明他不用功，或關切當代文學的激情在減弱。像他評論劉心武的作品，多次提醒讀者注意劉心武“對生活作不斷嚴肅思考、深入開掘”的長處，並較早注意到謝惠敏形象的特殊意義，指出作者通過謝惠敏“這個人物的端莊體貌，揭示了她靈魂的黑色烙印，從而賦予這個形象比宋寶琦更深刻、更普遍、更典型的社會意義，在我們文學史的形象畫廊中增添了一個新的‘熟悉的陌生人’”。這種評論，體現了對作品的準確把握和透徹的了悟。此外，他對《晚霞消失的時候》的曆史深度的肯定，對《公開的情書》思辨特點的強調，也在一種學術穿透力中顯出其才學和機智。對諶容《人到中年》所塑造的秦波這個“馬列主義老太太”形象的分析，作者亦沒有淺嚐輒止，而是洞察到這個形象所包孕著的深刻而普遍的生活內涵。這也隻有像朱寨這樣能走進迷宮又走出迷宮的評論家，才能夠看穿作品迷宮的構置，將小說作者順手捕捉到的形象抽取出來，挖掘出其深廣的社會意義，然後變成某一類型人的“共名”。
就內容的厚實和挖掘的深刻而言，朱寨在老一輩評論家中成績突出，但他寫了這麼多年小說評論，人們似乎很難舉出哪一篇是他的代表作。沒有代表作的評論家，是很難被讀者銘刻在心間的。可喜的是，在滯重的跋涉中，這個缺憾終於由他後來印下的小說評論和當代文學思潮研究的雙軌跡而得到了補償。1987年，朱寨出版了由他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為寫這本書，他不僅從體例到內容作了總體設計，而且還親自執筆寫了《對“蕭也牧創作傾向”的過火批判》及《胡風的文藝批評和創作理論》等許多章節。這些章節沒有滿足於羅列介紹，而是以嚴肅的態度，帶著史的眼光來審視在左傾思潮統治下作家和批評家所作的藝術探索和理論探索，為研究當代文學思潮史打下了基礎。此書盡管在某些地方存在著政治的強化與藝術的弱化的不平衡現象（嚴格說來還不完全是文學思潮史而更多的是文藝運動史），但畢竟給人們從思潮的角度了解和認識當代文學30年，提供了有益而重要的參照。在80年代出版的眾多當代文學史中，這部“思潮史”是最有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的一部。
第三節 站在思想解放的前列
新時期另有三位指導型評論家：張光年、馮牧、荒煤。所不同的是，他們不像“文革”前的林默涵多用大批判開路的方式指導文藝運動，而是用自己撥亂反正的力作“指導”文藝走向繁榮。在總的傾向上，他們是屬於站在思想解放前列的評論家。
張光年80年代出版的著作有《風雨文談》（1982年，上海文藝出版社）、《新時期社會主義文學在闊步前進》（1985年，百花文藝出版社）。
如果說張光年在“文革”前留下的是二元理論品格，那他在新時期留下的是一元理論品格。
張光年重返文藝崗位後，把撥亂反正當做自己的頭等任務。在還有兩個“凡是”束縛的情況下，他勇敢地挺身而出，向“四人幫”扼殺社會主義文藝的理論支柱犯顏發難，在70年代末發表了《駁“文藝黑線”論》，其意義不僅在於揭開昭雪文藝界一係列冤案的序幕，而且為後來進一步批判《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紀要》廓清了道路。對新時期湧現的短篇小說《班主任》、報告文學《小木屋》、長篇小說《沉重的翅膀》，張光年不僅熱情支持和鼓勵，而且還尋找作家們的獨特藝術發現，判斷作家們的審美傾向。這些文章的理論深度還不夠，而且產量也不夠豐盛。張光年後來寫的《新時期社會主義文學在闊步前進》的報告，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方麵的不足。此文回顧和總結了第三次作協會員代表大會以來，新時期社會主義文學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和經驗，研究了現實生活向作家提出的新問題、新任務，尤其是對人們過去諱莫如深的“創作自由”的口號作了旗幟鮮明的肯定和科學的闡釋：“創作自由”包括兩方麵的含義，“一方麵，是指社會為作家的創作才能的自由發揮提供的保證，也就是客觀上形成的鼓勵和保護創作的明朗健康的政治局麵；另一方麵，是指作家主觀上完全掌握表現對象時達到的由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精神飛躍”。他認為隻有這兩方麵互相配合，“創作自由”才不會成為空談。張光年在報告中充滿自信地說：“由於長期左傾文藝思潮的影響，我們不少同誌諱言創作自由。似乎一提到創作自由，就有資產階級腐朽思想泛濫之虞。其實創作自由，是馬克思主義美學、社會主義文學的題中應有之義，我們應當理直氣壯地、科學地闡明它。”這些科學的論述，使人讀後覺得大快人心。此文發表後不久，被有些人指責為右傾，但作者並不以為然。這說明在飽經風雨後，張光年比過去變得更為堅定。雖然還不能說他的思想已徹底解放，但他總算從“唯上”的狀態下解放了出來，開始按自己的思考發言。特別是在批《苦戀》事件中，他不顧自己“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的身份，旗幟鮮明地抵製王任重、黃鋼等人的極左做法，這點飛躍來之不易。在中國作協“四大”選舉主席時，他的選票和劉賓雁一樣僅次於巴金，便是會員們對他這一“飛躍”的鼓勵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