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80年代最活躍、最有代表性、也最受爭議的文學理論家的劉再複，一直處在論爭的漩渦中心。為了更好地說服別人，他進一步調整了自己的思維模式，強化宏觀思維的張揚效應，寫出了更詳盡、更係統闡述自己理論主張的長文《論文學的主體性》。
劉再複提出的文學主體性，包含實踐主體和精神主體兩個方麵。他在把實踐看做曆史運動的軸心，把人看做目的的同時，特別注意人的精神世界的能動性、自主性和創造性。關於對象的主體性，劉再複首先把人看做是文學的根本對象，作家應“把筆下的人物當成獨立的個性，當做具有自主意識和自身價值的活生生的人，即按照自己的靈魂和邏輯行動著、實踐著的人”，因此，作家在塑造人物時，要跟著人物走，而不是讓人物服從作家，由此他提出了作家與人物之間二律背反的現象。談到創造主體，他認為這主要是作家內在精神主體的運動規律。這一主體性的實現，從心理結構上講，是作家升華到自我實踐需求的精神境界；從創作實踐上看，則是包括超常性、超前性和超我性在內的對世俗觀念、時間界限和封閉性的自我超越，從而進入創作的自由狀態。對於接受主體，劉再複把它看做是人在接受過程中發揮審美創造的能動性。接受主體的實現，包括實現人的自由自覺本質、激發欣賞者審美再創造的能動性兩種基本途徑。在劉再複之前，還很少有人係統地論述過文學的主體性問題。長期以來，文藝界受左傾教條主義的影響和束縛，把研究文學主體的情感、個性、心理等方麵視作禁區。進入新時期後，情況雖然有了變化，但仍然存在著把人的豐富的精神世界簡單化的情況，文學的主體性仍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現在劉再複及時地抓住這個具有本質意義的問題，明確提出強化主體意識和實現主體價值的主張，無疑十分必要。哲學的發展在逐漸趨向人的主體意識的探索，文學自然不能不關心主體意識對文學過程的幹預和介入。因而主體性問題提出後，曾獲得不少作家的讚揚和理論家的喝彩，如劉心武就寫了《關於文學本性的思考》的長文加以呼應。也有的作家和理論家，認為劉再複思想敏銳，做學問認真，但觀點未必正確，如王蒙、馮牧基本上持這種看法。還有一批“第三代”的評論家，則覺得劉再複對反映論的挑戰不堅決，所講的無非是早該有的東西，他們要探索更新的東西。老作家姚雪垠和資深評論家陳湧、敏澤、程代熙等人，則對劉再複的觀點提出嚴厲的批評
批評者認為，《論文學的主體性》不成體係，概念混亂，“精神主體”與“實踐主體”不應分開，“對象主體”很難成立。不存在超越時間空間、超越社會曆史條件的“主體性”。文章誇大了主體作用，忽視了發揮主體能動作用的基礎和前提。老作家姚雪垠則認為：劉文的根本錯誤在於理論脫離實際的主觀唯心主義傾向，即“不是從認真研究我國古代文學史和現、當代文學史的實際情況出發，而是憑空樹立一個主觀論點，認為我國過去文學作品存在的嚴重問題是‘文學對象主體性’的失落”，“認為人物可以脫離作家的支配而‘自我完成，自我塑造，自我實現’，這種說法並不是立足於創作實踐經驗，而是出自主觀臆造”。陳湧的提法更尖銳，認為這一問題是“關係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命運，關係到社會主義文藝在中國的命運”的大問題。還有的論者認為劉再複論主體性的“立足點是人本主義哲學，人道主義倫理學”，認為“以存在主義為骨架的新人道主義的基本特征”在文章中若隱若現，劉把“人的社會性”說成是“外在的強加於人的東西”，是“驚人的思想和邏輯的混亂”。此外，“人”的含義不明確，關於“力的平行四邊形”論述不當，“二律背反”的公式難以成立，“使命意識即憂患意識”的說法不全麵，等等。這些不同意見，分別見於何火任編的《當前文學主體性問題論爭》和《紅旗》雜誌編的同類書中。
劉再複是新潮理論家的代表人物。他對文學理論思維空間的拓展，有值得肯定之處，也有自相矛盾之處。如對存在論和認識論之間的關係，就沒有很好論述清楚。盡管劉再複還沒有為主體性概念找到紮實牢固的哲學基礎，但不能由此否定他為變革文學觀念所作的曆史性貢獻，至少他提出的人的主體性概念，突破了傳統文藝理論的框架，為新的文學觀念催生起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麵，他張揚的主體性概念的深刻哲學意蘊與現代色彩，還給民族文化觀念帶來新的啟蒙。正如有的論者所說：在所有探索中，劉再複提出的文學主體性理論，至為重要。“首先，它進一步揭示了文學的內在本質，推動了文學觀念的變革……其次，它開拓了文藝學科的思維空間，昭示著對傳統文藝理論基本框架進行調整、補充和革新的前景……其三，它作為新的文學觀念注入文學理論係統，將使這一理論的內部結構發生深刻變革。”有的新潮文學理論家還從宏觀的文化哲學考察劉再複的文學主體性思想：“從曆史哲學角度看，劉再複的文學主體性思想是在民族文化反思的背景下出現的新的文藝觀念，它具有在文藝領域促進民族覺醒的啟蒙作用……從實踐哲學的角度看，劉再複的文學主體性思想是哲學主體論和價值論研究的新趨勢在文學研究中的表現，它具有認識論方麵的啟迪意義，……在文藝理論領域中實現了認識論上的一次重大的轉移”，使80年代後期出現的巨大的反規範運動走向高潮。劉再複所呼喚的新潮文論，有利於開拓人們的思維空間，更有利於建設富有生命力的新型理論體係。正因為如此，劉再複在80年代文學理論變革中最具代表性，影響也最為廣泛。不僅讚同他主張的人很多，而且其觀點也被人們廣為引用。即使他出國後，在國內仍不乏支持者和擁護者。
第五節 魯樞元：文藝心理學界的新潮象征
魯樞元（1945-），河南開封人。1967年畢業於開封師範學院中文係，為鄭州大學教授。著有《創作心理研究》（1985年，黃河文藝出版社）、《文藝心理闡釋》（198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另和錢穀融共同主編《文學心理學教程》（1987年，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文藝心理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一直到20世紀初才逐步形成，並較快地取得了一批學術研究成果。在我國則進展不大，1949年前唯一的專著是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由於極左思潮的幹擾，這種研究在五六十年代陷於停滯狀態。新時期以來，在思想解放和文藝變革的潮流推動下，文藝心理學研究又出現了生機。除北京、上海等地的文藝刊物發表了有關論文外，還出現了專著形式的研究成果。其中金開誠的《文藝心理學論稿》，奏響了複興文藝心理學研究的第一樂章。該書重點探討了文藝創作和欣賞活動的“表象”、“思維”和“情感”三大論題，對作家的職業敏感、中國古代詩論、書法理論也作了有益的探討。長期以來，在文藝界流行的是從生活到文藝作品的“二環論”。現在，金開誠在生活與文藝作品之間加上了“文藝家”這一創作主體，“二環論”也就變成了“三環論”。在荒蕪的文藝心理學園地裏，出現了像金開誠這樣的專著，的確給人們帶來了枯木逢春般的喜悅。但他栽培的這朵花，開得並不豔麗。作者將心理現象過分局限在認識範圍之內，這使他的探討成果打了很大的折扣。由於作者寫作時過多地憑借60年代曹日昌起點並不高的《普通心理學》，占有的思維材料陳舊，也使該書的研究範圍顯得狹窄。作者雖然恢複了文藝家在美學王國的公民權，但並沒有完全認同文藝家的獨特個性和藝術的審美本性。
呂俊華出版的《阿Q精神勝利法的哲學內涵和心理內涵》，沒有用認知心理學去潤色自己的舊文藝觀，而是對此作了深刻的反省，使這本書的觀念方法的變革比金著有所前進。拿變態心理學的引進來說，呂著比金著所用的認知心理方法更能揭示藝術創造的奧秘。但呂著沒有充分認識到變態心理學的局限性，隻看到了藝術經驗與變態心理在形態上相同的一麵，而未能將兩者加以本質上的區別。滕守堯的《審美心理描述》不像金著、呂著那樣被單一的方法所局限，而是博采眾長，拓寬視野，全麵引進現代心理美學的各種成果，使自己的研究從哲學概括、文藝學描述進入科學視野的心理學研究。但他的體係框架仍有不完善之處，新概念的創造也還存在著破綻，這使得滕著和呂著、金著一樣，其研究成果仍未超越“前科學”水平。隻有到了魯樞元《創作心理研究》的出版，才改變了這一局麵。
魯樞元之所以能有幸榮任80年代人們公認的文藝心理學研究的新潮代表，是因為魯著“幾乎囊括了創作論全部基本命題，而在闡釋每一命題時又想努力提煉出一個相應的、心理美學色澤濃鬱的獨立概念”。如魯樞元把文藝家的素材積累概括為“情緒記憶”，這比金開誠使用“表象”的概念“更切近素材的美學素質。因為一方麵，文藝家確實主要是靠回憶來創作的；另一方麵，恰巧是深深烙印的東西才最可能誘惑主體把它融入作品去”。鑒於素材是作家體驗生活時留下的那種情、知、意多元心理融合的統覺性印象，所以魯樞元使用的“情緒記憶”概念，才成為對這一素材的無意儲存形態的一種確切的心理美學歸納。
“創作心境”術語的出現，同樣體現出魯樞元在運用假想思維探討藝術創作奧秘方麵，比他人有更多的奇想妙得以及更勇敢的大膽構論與獨家立言。他認為：作家對描寫對象在概念和知解上的某些“模糊狀態”與數學上的“模糊集合”相似，它更貼近生活本身；心理結構的整體性決定了審美注意的連貫性、集中性和作品的有機性、完整性；知覺表象運動、審美意象運動實質上就是“心理流”的自身運動。魯樞元關於“創作心境”的三類說法曾引起人們的質疑。但不管如何質疑，魯樞元大量運用的假想推理決不像某些人講的是“神奇的描述”，更不會導致“作家走向脫離生活、關門提高的歧途上去”。
如果說，前麵評述的是屬魯樞元探索的“點狀透視”，那下麵則是他對文藝創造的心理操作過程所作的大致構思：“文學藝術的創作過程，就審美主體的活動方式而言，是一個包括感覺、知覺、統感、聯覺、衝動、體驗、注意、記憶、認知，心理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意識的顯在成分與潛在成分，以及主體的定勢因素與動勢因素在內的心理活動過程；是一個主體的、有序的、流動的心理活動過程。從心理機製而言，它大約包括有‘感覺體驗’、‘動機動力’、‘知介分析’、‘調予控製’、‘整合完形’等心理活動係統；從生理機製而言，它不但是大腦皮層上各個功能部位（Brodmann分為52個區）的協調行動，而且還是邊緣係統、丘腦、下丘腦，乃至包括腦的外延部分即感覺器官在內的各種機體功能的綜合發揮。”這些構想，顯得氣勢不凡。正是這種獨標新幟的創造和廣闊的研究視野，使魯樞元成為80年代中期在中國重新建構文藝心理學的代表人物。這些構想的內容，後來融進了他參與主編的《文學心理學教程》。當然，有的經過了改造，有的則在原有基礎上加以豐富和提高。這正是魯樞元不同於他人的地方。
魯樞元的研究經曆過幾個階段。1977年到1980年，是他探索的發軔期。1981年到1983年上半年，是他研究生命的爆發期。以後是他探索的反思期和深化期。在《文藝心理闡釋》一書中，他所做的正是深化在心理學和文藝學這兩個超級複雜係統之間的交接溝通工作。他的用意“是把文學問題和心理學問題放到人類活動曆史的大框架中加以探討，讓文學心理學的研究更貼近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該書的第一部分著重談了20世紀文學整體背景的轉換，第二部分分析評點了國外的九個心理學派。作者在論述時甩開西方文藝心理學研究中已形成的格局，從底層的心理學土壤中找出文學紮下的根須。這部分引的資料雖然多些，但經過了作者的充分消化，加入了自己的主觀評價，已與那些心理學家的原意有所不同。
魯樞元是一刻也不安生、隨時隨地都在出擊的一把快刀。從挑起文藝創作心理學研究，到1987年由他發難的《文藝報》新時期文學“向內轉”的討論，他一直是文學理論界的熱點人物。尤其是他對創作心理的研究，正是墾荒先鋒所做的工作。不能說他的研究成果已十分令人滿意，比如他提出的創作過程中的模糊性問題，雖然很有見地，但並不能說明多少問題。他主持設計的《文學心理學教程》的體係框架，也還未達到既嚴謹又富於動力感這一境界。但他畢竟為文藝心理學這門學科的重建提供了朱光潛們來不及提供、並能啟示後來者的研究成果。後起之秀今後如能超越他，也正是靠他在那陌生的領域裏所作的既大膽而又認真的開拓，才可獲得未來哥倫布的美譽。
第六節 “閩派”評論家：文藝研究新思維的張揚者
空前活躍的文化氣氛，給一大批銳意進取的文學理論工作者提供了廣闊的活動舞台。孫紹振、林興宅這些異軍突起的“閩派”評論家，和劉再複一樣，均是活躍在這一舞台上的文學研究新思維的張揚者。1984、1985年達到高潮的“方法論”熱，基本上就是這些“閩派”學者發動起來的。
孫紹振（1936-），江蘇鹽城人。196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係，為福建師範大學中文係教授。著有《文學創作論》（1986年，春風文藝出版社）、《論變異》（1987年，花城出版社）、《美的結構》（198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
孫紹振最初引起文藝理論界重視是論爭“朦朧詩”時發表的《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此文在支持青年詩人探索，強調詩人要勇於打破傳統藝術局限，借用他民族的酵母來充實新詩以求創新方麵，提出了很值得重視的意見，但由於觀點過激，因而引起人們的爭論。後來，他埋頭於學術專著的寫作，從新的方法中孕育出新的文學觀念，在反叛舊的文藝理論和建設新的創作理論方麵，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績。
作為詩人的孫紹振，在從事理論研究時仍不失為一個有詩人氣質的評論家。他具有一般學者少有的文學創作經驗，這使他不屑於做空洞玄虛、高深莫測的文章。他那本65萬言的《文學創作論》，最突出的特點是貼近創作實際，為理論與創作的溝通做了許多重要的工作。像《智能論》這一章對作家智能的特殊性、作家的心理素質、作家的觀察力、作家的感受力、作家的想象力、作家的形式感、作家的表達力、作家心理素質中的智能因素和非智能因素的關係作的深入分析和探討，顯得既有可讀性又有學術性。這是少見的作家本體研究，對作家們認識自我、實現自我、超越自我，都有啟示意義。
新時期以來的文學理論研究改變了停留在文學與政治、文學與生活的一般論述上的局麵，但在研究文學的內部規律時又往往表示出對典型性格或語言結構等作品客體方麵的偏愛，或將文學複歸到人學本位的同時放逐了文學創作過程中的人學。孫紹振對作家觀察力、感受力等個人條件的論述，彌補了這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