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呼喚文學新潮的評論家
一、新潮評論家產生的背景
1954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87條、第96條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和集會結社的自由”和國家“保障公民進行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但頒布後近30年間，一些官員長期認為言論、出版、結社這三大自由是資產階級的專利，故真正實行起來困難重重。流沙河這類作家鑒於這種教訓，隻要上麵一提“言論自由”、“創作自由”，便產生病態的恐懼，以免過於天真地相信，到下一次運動來了又會回到噩夢般的大批判歲月。
為了解除作家在殘酷的生存環境中產生的這種顧慮，胡啟立以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名義，在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3日召開的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上，重申“創作自由”的口號：
作家有選擇題材、主題和藝術表現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發自己的感情、激情和表達自己思想的充分自由，我們黨、政府、文藝團體以至全社會，都應當堅定地保證作家的這種自由。
由於提出了“兩個自由”的口號，中宣部部長朱厚澤在多次講話中則提出了“寬鬆、寬厚、寬容”的“三寬”政策，整個文壇的氣氛相當活躍。為呼應胡啟立的《祝辭》，《文藝報》發表了《把“創作自由”鮮明地寫在社會主義文藝旗幟上》的專論。文章指出，“創作必須是自由的”喊出了中國文藝工作者的心聲。“因此，他們是那樣的珍惜和欣喜。現在，他們終於可以自由地暢談‘創作自由’，自由地設想如何運用‘創作自由’的權力。‘創作自由’不再是一個受敵視的、忌諱的觀念，不再是貼上資產階級商標的專利品，而是我們自己應該充分享用的藝術的和政治的權力。因此，我們可以堂堂正正、理直氣壯、鮮明地把‘創作自由’四個字寫在社會主義文藝旗幟上，成為社會主義文藝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標誌和基本特征。”文藝政策上這種調整，使作家們歡欣鼓舞。王蒙在這次會上作的閉幕發言的題目就叫《社會主義文學的黃金時代到來了》。用實踐去檢驗，作協“四大”吹來的東風使文學創作與文學評論呈現出一片活躍的景象。其中一部分學者以自由、民主等為訴求，形成了啟蒙知識界階層。新潮評論家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
二、新潮評論家這一群體是不斷變化著的科學共同體
新潮評論家不是一個年齡概念。雖然新潮評論家大多數人資曆淺，評論生涯不長，但也有不少不甘守舊、銳意進取的年紀較大的評論家參與其中。他們依靠自己的淵博學識和豐富的人生經驗，對年輕人的探索給予支持和幫助。由於他們的文學觀點不同於傳統派評論家，因而也屬新潮評論家的營壘。
新潮評論家不是一個學派的概念，不是一個具有一致的文學立場、主張和追求趨向的團體，也沒有自覺結社的行動。它隻是一個以某些理論追求相對接近而形成鬆散的、無理論宣言與主張的代稱。盡管新潮評論家在反叛傳統方麵相同，但在此旗幟下的學者彼此的觀點並不一致，有的評論家也不一定接受“新潮評論家”這一稱謂。他們具體的文學主張可謂五花八門，如有的主張現代現實主義，有的主張新象征主義詩潮，有的主張現代主義，有的主張後現代主義。對文學評論，有的要求知性和普遍性，有的卻追求感性和個別性。對先鋒文學的闡述，每位新潮評論家差不多都有自己的評價文本。對女性主義文學的闡釋，每個新潮評論家的觀點也常出現較大的分歧。
新潮評論家是一個曆史概念。“它是撥亂反正，解放思想，張揚文明的產兒。從批判林彪、‘四人幫’的‘文藝黑線專政論’中經文學功能、文學技巧的爭辯，至文學研究方法的更新，文學觀念的變革，這是新群體從萌生到發展、壯大的曆史。新群體誕生於曆史變革的大潮之中。但並不是生活在這個曆史階段的文學理論家、評論家都必然地是新群體的成員。這裏既有曆史的選擇，又有個人的選擇，即個人是否自覺意識到曆史提出的新課題，並勇敢地承擔起來。”因此，新潮評論家這個群體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是“在曆史變革中不斷變化著的科學共同體”。
三、新潮評論家思維活躍，促進了文學理論批評基礎的改造
新潮評論家視野開闊，其思維已擺脫封閉性的線性結構，能從多維、多向的視角觀照文藝問題。新潮評論家和其他評論家一起展示的文藝觀念，有現實主義的、浪漫主義的、自然主義的，有現代主義的、後現代派的，主張文藝可以定義的以及文藝無法定義的。各式各樣的方法，如老三論、新三論、科學主義、人文主義，也在新潮文藝學的場地上一遍又一遍地演練。新潮評論家特別注意橫向借鑒，西方文藝學數十年乃至數百年曆時出現的眾多流派、思潮、主義，共時共地出現在新時期文壇上。但也有人認為這種活躍其實是一種混亂。對這新見迭出也是歧義迭出的80年代，謝冕的解釋是：這種“無序性、動態結構和多元體係，三者組構而成為當前中國文藝失控的局麵。這是美麗的混亂……一個統一的太陽已經破碎。這些碎片在天空中美麗而自信地旋轉。這些閃閃發光的星體認定自身是一個又一個嶄新的太陽。中國文學的天空，如今顯得非常富有，不是一個太陽，而是千萬個太陽在照耀、閃光、旋轉”。這“非常富有”的文學天空不僅包含了創作，也包含了評論。文學一統天下的“失控”牽動了一場文學觀念的變革，為當代文學理論批評的發展打開了一個新天地。
1985年3月，由《文學評論》、《上海文學》等單位在廈門召開了全國文學評論方法討論會，對80年代中期出現的文學批評觀念和方法的變革給予充分的肯定，並對“方法論”熱出現的問題作了探討。這次會議充分體現了學術自由的原則，顯示了文學理論批評力圖迎頭趕上改革大潮的前衛姿態。這一時期內，不斷出現了林興宅、魯樞元等人運用新方法研究文學問題的文章，給一向以社會學評論為主導的評論領域吹來一股新風。雖然由這種方法熱刮起的旋風隻吹到1986年便勢頭大減，裏麵還出現了不少囫圇吞棗式的模擬，但它在打破人們習慣的思維定勢方麵，仍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方法論本身當然不是目的，但新的審視方法可以幫助人們走進更多未知的領域。
新潮評論家吸收了西方現代派某些重要思想成果，深化了文藝審美特征的研究，促使了文學理論批評基礎的改造。如對形象思維、典型問題的看法，就在不同程度上改變了過去文學研究的單一、封閉狀態。對“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這一似乎是顛撲不破的命題，他們均提出不同的看法。在他們看來，“反映論到底是一種哲學原理”，“缺乏對象特征”而流於空泛和籠統。新潮評論家質疑忽視藝術反映的“審美特征”的做法，但他們中的不少人並不是徹底否定“反映論”，而是對其補充、修正，使其科學化。事實上，無論是“能動反映”、“超前反映”還是“審美反映”，都是對機械“反映論”的超越。在文藝批評標準上，也不滿足於社會學的批評標準，同時提出了曆史的批評標準、美學的批評標準等。特別是劉再複提出的“文學主體論”，以其宏大、活躍的思維方式，展示了當代文學評論的新貌。即在擺脫單純的“反映論”模式後，經曆了“主體論——形式論——活動論——否定論”這樣一個深化過程，由此引起文壇的一場激烈論爭。正是在觀念變革的啟示下，批評個性受到了廣泛的關注，文學批評模式邁向多元，在80年代後期形成了一種以社會曆史學批評為主體同時容納其他理論批評模式的新格局。
四、新潮文論具有“雙重構成”的品格
誠如新潮文論研究家夏中義所言：新潮文論不僅含文藝美學，更含文化哲學。兩者互為補充，難解難分。如新潮文論的領袖人物劉再複，其人文美學由“性格組合論”、“文學主體論”、“國魂反省論”組成。其中“性格組合論”是藝術大於文化，“文學主體論”是藝術、文化平分秋色，“國魂反省論”當是文化大於藝術了。集新潮之大成的李澤厚所提出的“曆史積澱說”，其意蘊要廣泛深刻得多，遠不是藝術形式所能涵蓋。李氏“積澱說”其實首先不是美學，而是包括美學在內的，旨在闡述人性的曆史發生的文化哲學，或日其學理之根是文化哲學，藝術美學不過是從根部抽出的一株綠枝。與李澤厚唱對台戲的劉小楓，其高揚的詩化神學，是一種作為橫跨文化哲學與現代神學的邊緣性學科。
新潮文論這種“雙重構成”，表明新時期文壇的那些銳意創新的評論家，最令他們憂患的不是藝術，而是處於曆史轉型期的本土文化建設，這就是新時期學界為何出現持續性“文化學熱”的原因。
新潮文論的崛起與媒體的推波助瀾有關。在80年代眾多的文學評論刊物中，北京的《文學評論》、上海的《文藝理論研究》和甘肅的《當代文藝思潮》最引人注目。其中，《文學評論》資格老，有著權威性和較高的學術水平。中國文藝理論學會主辦的《文藝理論研究》帶有學院式的厚重穩固的特點，更強調經典和純理論色彩。相比之下，地處邊陲的《當代文藝思潮》倒是處在當代文藝思潮的最前沿，體現出理論的敏銳性和反饋的迅捷性。新潮評論家的文章，多半發在《文學評論》和《當代文藝思潮》及其他地方刊物，如《上海文論》、《當代文藝探索》、《百家》、《藝術廣角》上。同時，也遭到陳湧主編的《文藝理論與批評》對這種“美麗的混亂”的嚴厲質疑與批評。
新潮評論家思維活躍，感覺銳敏，視野開闊，目光四射，具有一般評論家沒有的強烈激情和主體意識。他們力求超越傳統的文藝理論，建構自己的理論體係。在主體論和本體論的研究中，他們確實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同時也應指出，有些新潮理論家在“美麗的混亂”的大招牌下，向顧客捧出的卻是“中國——阿裏斯頓”電冰箱這一票貨色。這種進口組裝洋理論，還有用別的手法去無限拔高新潮文論，都是不足取的。下麵，我們選擇有代表性的新潮理論及評論家加以介紹和述評。
第二節 “重寫文學史”口號的提出及其爭論
1982年，列寧的《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經過校正後，以《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的名義重新刊出，學術界由此對黨性、階級性、思想傾向的定義有了不同的理解。這是文學與政治關係的一次震撼不小的鬆動。
由於改革開放之風勁吹，海外學者編著的中國新文學史也通過不同渠道傳入中國。旅美學者夏誌清所著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於1979年7月在香港出了中文版，1982年2月又再版了一次。大陸雖沒有引進，但此書對一些重要作家的不同評價標準，已為不少作家、學者所認同或部分認同，於是便有了朱光潛的《關於沈從文同誌的文學成就曆史將會重新評價》。文中稱：“據我所接觸到的世界文學情報，目前在全世界得到公認的中國新文學家也隻有從文和老舍。”他這裏所講的“世界文學情報”，其中便有夏誌清的評價在內。一些現代文學研究工作者受了夏誌清的影響後，亦認為“有些現在大家已經公認其優秀和重要的作品，恰恰並非出自追隨革命最緊的作家筆下，不屬於追隨革命最緊的作品”。在此前後，報刊上重新提出評價的作家有戴望舒、徐誌摩、沈從文、周作人等。
1985年，文藝界掀起了文藝觀念與文藝方法更新熱潮。在這股思潮的影響下，北京大學的錢理群、黃子平、陳平原於同年5月在北京萬壽寺召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創新座談會”上，提出“打通”現、當代文學的大膽構想，即後來在《文學評論》上提出的“20世紀中國文學”觀念，這便為“重寫文學史”拉開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