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科學的文藝理論去闡釋我國的古典文藝理論，並不排斥傳統的訓詁法和考證法。所不同的是，《文心雕龍創作論》的考據並沒有止於乾嘉學派，而是有所前進。如作者在談到劉勰的身世時，通過豐富的材料與有力的論證，提出劉勰屬於庶族，這就糾正了長期以來認為劉勰屬於土族的偏頗。再如考定《滅惑論》寫於梁時並據此去劃分劉勰前後期的思想，盡管學術界仍存在著不同看法，但畢竟說明了作者“為學不作媚時語，獨尋真知啟後人”的創新精神。
如果說，《文心雕龍創作論》是“通過對《文心雕龍》中關於創作經驗的訓釋和闡發，完成了富有創造性色彩的藝術特征論的構架”；那麼，《文學沉思錄》“在思想解放的新時期，以深厚的哲學、美學功力，切入人類認識領域，展示了三範疇（情況——情境——情節／普遍——特殊——個別）的藝術認識論”。《沉思錄》題材廣泛，涉及文學、美學、曆史乃至佛學，其意義遠遠超出了文學。其中堅持現實主義，尊重藝術規律，是這本書的主要論題。當時有這種情況：一講“四個堅持”，就不敢至少是不好去講藝術民主和創作自由。針對這種現象，王元化旗幟鮮明地指出：“四項原則”必須堅持，創作自由也不可忽視。“作要自由，這是藝術規律。”因為如果不保證作家個人的創造性與愛好的廣闊天地，而是遍地弓箭林立，鳥兒驚魂不定，作家的歌喉怎能婉轉起來呢？對一些違反藝術規律的流行觀點，他還從哲學和美學角度加以剖析。這裏要特別指出的是他在《對文學和真實性的思考》中有關恢複和發展現實主義的看法。當時有上海作家沙葉新《假如我是真的》等作品因暴露了生活中的陰暗麵，並從體製上去思考問題而受到責難。王元化為這批作品辯護。在理論上，他又針對割裂真實性和傾向性的二元論及庸俗社會學，指出真正的傾向性不能遊離於真實性之外，反對以“寫本質”代替寫真實，反對從藝術形象的真實性之外去評論傾向性。此文以反潮流的精神和犀利深刻的現實主義論述，為恢複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和文學作品衝破禁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充分說明：王元化的文學評論帶有很強的參與意識。他反對文學上的保守和僵化的心態，尖銳地推出他的文學傳統“突破論”。
“告別知性局限性，走向理性辯證法”，這在王元化的學術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告別知性”的命題突破了文藝美學的局限，而走向哲學命題。在《論知性的分析方法》中，王元化認為“知性”雖有一定的作用，但它不能認識世界的總體，不懂得一切事物都在變化。如果滿足於這種方法，就易陷入形而上學的泥坑。這就從認識論的角度挖掘了大至民族和國家的悲劇，小至認為藝術作品一切必須從主題出發這類失誤的思想根源。正因為此文寫得很富於啟示性，所以被許多人用作批評舊的思維方法的武器，甚至認為是我國人文科學走向勃興的契機。《文藝理論體係問題》等文章所談的方法論，以及把黑格爾的美學體係和《文心雕龍》體係作為建構文藝理論體係的參照係，也不單是一個簡單的工具問題或借鑒移植問題，而是和世界觀、認識論有不可分割的聯係。作者在這些文章中，用哲學和美學之光去清理和照亮理論中曖昧朦朧的問題，為改變某些不科學的文學觀念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他還深刻地反思了五四以來諸多重大思想文化藝術問題，比別的學者更重視文藝理論哲學基礎的建設。
綜合地看，“《文心雕龍創作論》的藝術特征論——《文學沉思錄》的三範疇藝術認識論——《傳統與反傳統》的文化傳統‘突破’論，可謂三位一體，組成一個比較複雜的學術有機整體，連結成一條具有特色的學術畫廊，這是王元化學術思想的‘主體工程’，也是他的學術思想發展的脈絡的基本特征”。這就難怪他從《文心雕龍》到黑格爾哲學體係，從中國古代文論到西方文論，從文藝學到美學、哲學，從思想史到文化傳統所結出的豐碩理論成果，不少已成為90年代某些文藝批評派別的思想基礎。
第四節 劉再複文學研究思維空間的拓展
劉再複（1941-），福建南安人。1963年畢業於廈門大學中文係，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新建設》雜誌任文學編輯。1977年轉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曾任該所所長、研究員。現居美國。著有《魯迅和自然科學》（與金秋鵬等合作；1977年，科學出版社）、《魯迅美學思想論稿》（1981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魯迅傳》（與林非合著；1981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性格組合論》（1986年，上海文藝出版社）、《文學的反思》（198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論中國文學》（1988年，作家出版社）、《劉再複集》（1988年，黑龍江教育出版社）、《劉再複論文選》（1986年，香港大地出版社）、《傳統與中國人》（與林岡合著；1988年，三聯書店）。
還在讀大學時期，劉再複就在《廈門日報》發表過評論散文的短文。他大量撰寫文學評論，是1977年以後的事。鑒於在“文革”期間，劉再複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當過一陣“狂熱的傻子。在狂熱的日子裏，在青春最美好的年月，丟失過心，丟失過燃燒的理想”，所以他這時起來揭批“四人幫”或從事魯迅研究時，還不可能徹底擺脫舊觀念的束縛，對傳統思維方式的反叛還局限在原有模式的總體格局中。他最早出版的《魯迅和自然科學》，在擴大魯迅研究領域方麵做出了成績，但由於作者對魯迅的評價還被理念的光環縈繞著，所以此書出版後幾乎沒有什麼反響。後來寫作的《魯迅美學思想論稿》盡管還有機械決定論、絕對的思想價值觀的投影，在評價魯迅時還存在著理念化的傾向，但畢竟透露了劉再複文學觀念正在變革的信息。像《論魯迅雜感文學中的“社會相”類型形象》和《魯迅成功的時代原因與個人原因》等文，對魯迅雜文中浮現的中國社會的“人世相”、“人間相”作了深刻的剖析，對魯迅性格中的幾種寶貴的素質作了精彩的闡述，這從側麵反映了劉再複自身精神蛻變所達到的一定高度。他根據書中有關章節改寫後發表的《論文藝批評的美學標準》，提出文藝批評的標準應該是真、善、美，這亦是作者改革文學觀念的最初嚐試。
作為一位評論家，劉再複不滿足於作品評論，而喜歡思辨，陶醉於推理和經營自己的體係。他在研究“國民性”問題時，出現了副產品“人物性格組合論”。這個“組合論”，包括六個部分：1．關於文學史上人物性格塑造曆史的考察；2．人物性格二重組合原理；3．人物性格二重組合的若幹基本結構類型；4．人物性格二重組合的實現過程；5．人物性格二重組合的哲學依據；6．人物性格二重組合的心理基礎。其中闡述原理時，他從馬克思關於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的論斷出發，認為人的性格世界不可能僅僅是某種單一的社會內容的反映。“任何一個社會的人，都一定處於社會關係網的某一點上，都反映著社會關係兩極的對立和衝突，都一定要在矛盾的一端與另一端之間產生某些搖擺性（哲學上的搖擺性），隻是這種搖擺性因人而異”。而“人物性格本身是一個很複雜的係統。每個人的性格，就是一個獨特結構的世界，都自成一個獨特結構的有機係統，形成這個係統的各種元素都有自己的排列方式和組合方式，都是相反兩極構成的”。並由此進一步探討了人物性格的不同組合方式、人物性格的明確性和模糊性的相互關係、個性之謎與性格的雙向逆反運動、典型共名觀念與圓形人物觀念、性格的空間差異性與時間變異性、性格對照的三種方式及其外部對照的高低分析等一係列有關典型觀念、人物性格的自身運動形式和規律。
劉再複關於性格組合的理論，是對典型研究的新突破。他探尋了典型人物靈魂的深邃和性格豐富的內在源泉，越過人物性格表層的“雜多”，捕捉住人物性格深層結構中的內在矛盾，有利於作家刻畫出具有性格的深層複雜性也就是性格豐富性的人物形象。在理論上，性格組合論糾正了過去在典型研究上單層次、模式化的傾向。長期以來，我國的典型問題研究過分拘謹地局限於關於“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的解釋，多從哲學中一般與個別、共性與個性的關係的角度去把握典型性格的構成，從哲學層次而不是從文學層次去展開。劉再複另辟蹊徑，采取新的角度，著重從性格結構及其性格組合的角度去探索這個古老的課題，對性格的表現形態、運動形式作了較深入的分析，從中總結出具有較高審美價值典型的藝術規律。在正、反麵人物和中間人物問題上，還把文學和政治的界限分辨出來，這均表現了他可貴的探索精神。
“性格組合論”有很濃的書卷氣。劉再複從生活中，從文學形態和思想形態中吸取靈感較少。有些論述使人感到作者不過是用古今中外創作實踐去印證自己事先設計的理論命題，有些見解——如讀者對作品的表層與深層的兩極對位效應的論述——缺乏足夠的說服力。但通讀《性格組合論》全書，畢竟使人感到作者關於文藝學、文藝批評的模式框架、參照係和方法論比《魯迅美學思想論稿》有較大的改進。特別是作者在發現人物性格內部自身運動的規律和方式的基礎上發現了人的主體精神，這就使作者的微觀研究具有了宏觀意義。有人擔心把人物性格的內在機製抽象為“二重組合”，會造成創作的模式化。這種顧慮是多餘的。因“二重組合”不是數學公式，而是哲學命題。這裏的“二”字包含了人的無限豐富性。何況，任何藝術原理都無法取代作家的藝術創造，但它可以使作家的藝術創作少走彎路。否則，理論探索便失去了意義。
從1985年開始，劉再複的文學研究又向前推進一步，提出了以人為主體作為文學的思維中心的理論。他這一理論，受了李澤厚的啟發。李氏在《康德哲學與建立主體性論綱》、《關於主體性的補充說明》中，從哲學的高度提出人的主體性問題。劉再複將這一理論運用到文學領域。他們兩人的分別在於：“李澤厚從人性發生的角度闡釋主體性：主體性在外展現為實踐性工藝——社會結構；在內積澱為精神性文化——心理結構。人性就是人的主體性的內在方麵，文化——心理結構則是人性的載體。劉再複則從人格的角度吸取李澤厚的主體論。如果說李澤厚是從主體的外在方麵去考察人類群體本性的曆史發生，劉再複則是從主體的內在方麵去描繪人類個體詩化形態；在李澤厚那裏，主體是對人類本體存在的曆史規定的哲學概括，在劉再複那裏則是對人的價值理念的詩意形態的純情弘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