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十二章 從困惑中走出(下)(3 / 3)

“尋找自我”是關係到女性文學是否有獨立個性的問題。在女權主義理論正式引入中國以前,女作家的女性風格鮮明,但女性意識淡薄。哪怕像傳誦一時的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遇羅錦的《冬天的童話》等以兩性關係為重要內容的作品,也隻能算是傷痕文學而非典型的女性文學。張潔後來的創作有所前進,但像《方舟》這樣的作品,其女性意識也是出自本能而非自覺張揚。尋找自我,正如李小江所說,是“當代女性創作的基本母題”。隻有尋找到了,女性創作才能由自發轉向自覺階段。

女性文學的“雄化”是另一個熱點話題。吳黛英認為,女性被“雄化”實際上是性別的異化,這是爭取男女平等道路上不可缺少的步驟。張擎關注的是“無性”文學:女作家的視野不應局限在女人的體驗,而應通過對自己性別的超越而獲得文學表現的製高點。而葉魚不同意這種意見,認為拋棄了女性眼光,那“無性”文學也就是“男性文學”的另一種類型。孫紹生則強調生理性別與文化性別的不同,反對把兩者混為一談,或簡單地把它們歸結為因果關係。在他看來,“男性女性化,女性男性化,不是什麼令人不安的社會現象……人類的個性反而因為性別束縛的消失更趨於自由化、多樣化”。孫紹生的意見顯得辯證,他對女性文學作過深入的研究,走在別人前麵出版了《女性主義文學》一書。

在80年出版的有關專著中,孟悅、戴錦華合著的《浮出曆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堪稱後來居上,它是廣泛獲得好評的女性主義文學研究著作。正如屈雅君指出的,它對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具有特殊意義:1.它既有對現代女性文學“史”的歸納,又始終貫穿著女性主義“論”的靈魂。2.該書提供了用西方批評武器闡釋中國本土文學現象的一個較為成功的範例,它的深刻、尖銳、激烈、透辟,足以和西方最激烈的女性主義相媲美。3.該書既是女人的,也是男人的,是對現代曆史上兩性關係的再評價,也是通過這種關係對於“史”的再認識。此書的不足是未能展開對女性傳統的尋找工作。這一不足正好在李小江的《女人,一個悠遠美麗的傳說》中得到了填補。

1989年不僅出版了上述兩本有影響的專著,而且《上海文論》還組織了堪與河南出版的《婦女研究叢書》媲美的“女權主義文學批評”專輯。執筆者有朱虹、孟悅、陸星兒、呂紅、錢蔭愉、王友琴等名家。這些論文沒停留在概念的爭論上,而是用經過消化的異域理論來觀照中國的女性文學創作,雖然這些作者經驗世界的廣泛性可能遜於男性,在理論色彩方麵也還有待加強,但這些論文形成了比較開闊的研究視野和比較合理的研究格局。正如有的論者所概括的:既有立足於世紀女性文學發展潮流的宏觀考察,也有緊密結合中國女性文學實際的具體分析;既有古代婦女文學傳統的發現與整理,也有現當代女性創作風貌的探索與追尋;既有創作主體的研究、創作現象的分析,也有對社會文化、讀者心理的剖示;既有女性創作群體特色的開掘,也有女作家個性特征的揭示;既有台港女性文學的地域性研究,也有大陸女性創作與之聯係和區別的比較研究。學者們創造性地吸收當代各種批評流派的成果,引進和嚐試運用心理學、原型傳播學、符號學、敘事學、讀者接受理論、新批評、結構主義批評及解構主義理論等各種方法,從不同角度展開研究。所有這些研究成績,均說明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已經浮出曆史地表,將作為一種特殊的批評文化,進人90年代的文學論壇。

這時期的女性文學研究也存在著下列缺陷:1.由於西方二百年間曆時性出現的女性主義思想軌跡共時性地存在於中國新時期,因此造成了研究者理論素質參差不齊;2.思想理論建設方麵明顯地落後於文學批評,尤其缺少對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方法論的形而上的探討;3.在思想資源的選擇運用、中西傳統文化的深層比較研究方麵,期待著有更大的突破。

第七節 有待突破的當代文學史研究

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已有近50年的曆史。最早的探討可追溯到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下冊的附錄《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藝運動》。王瑤把新中國文學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附屬,主要是因為新中國文學隻有短短的幾年行程,這體現了新中國文學研究草創期的特點。王瑤認為,新中國文學是可以寫史的,故他的附錄部分寫到“全書脫稿”的1952年5月。

共和國成立10周年的1959年,研究新中國文學形成了高潮。代表作有華中師範學院中文係集體編著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稿》,另有北京大學中文係1955級學生和部分青年教師編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當代文學部分綱要》,還有山東大學中文係正式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冊。這些論著,首次以著作形式使用“當代文學”的概念,其時段上指1949年下半年以來的文學,其地域性隻限於共產黨管轄的大陸地區,對作為國統區延續的台灣文學則付諸闕如,故將其性質定位為“社會主義文學”,從而和屬“革命民主主義文學”性質的“新文學”區別開來。但這些書稿,無一例外地肯定曆次的文藝批判運動,帶有鮮明的“左”的烙印,經不起時間的沉澱,為那些“當代文學不能寫史”的論者提供了最好的口實。

50年代末,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成立了何家槐任組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組”。這個研究所組織的慶祝建國十周年取得的文學成就的係列文章,其特點在於把文學現象當做科學來對待,而不把當代文學史與政治史、思想史完全等同,並與剛開展過的文學運動、文藝批判保持距離。

進入新時期後,激進主義的敘述策略被逐步消解,中國當代文學史學科也迎來了思想解放的春天。

其中1979年至1983年為教材編寫的開拓期,代表性的成果是《當代文學概觀》和《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另有三卷本《中國當代文學》。這些著作總結反思了前30年的經驗教訓,走出了“十七年”政治實踐激進化的陰影,把大批被打倒的作家作品重新寫入書中。更重要的是這批著作確立了當代文學史研究的對象和範圍,探討了性質和分期,還對有影響的作品作了曆史定位,使“中國當代文學史”從“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附屬中獨立出來,成為一門新的中國文學史分支學科,其功不可沒。但鑒於這部分著作寫於80年代前期,因而思想還不夠解放。突出表現是對“十七年”左傾教條主義的批判不深不透,遠不如後來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掃描》在消解激進的敘述策略方麵所取得的成績。另一缺陷在於對“文革”文學或者因襲早已有定論的政治判斷,或者以“空白”論為名回避這段曆史。

80年代後期的當代文學史教材編寫基本上是低水平的重複,但分類史、專題史的研究成果有些例外,這以朱寨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為代表。它不屬“教材型”而屬“學術型”,因而個人見解較多,多年來一直為本科生和研究生作為教學參考書使用。

比起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來,當代文學史研究領域還沒有出現公認的像王瑤一類的大家。這是“現代文學”的巨大學科優勢壓倒“當代文學”的結果。以謝冕而論,他是當代文學研究領域最活躍的前沿學者,但他的“共時性”的現狀研究成果遠大於當代文學史研究取得的成績。張炯的寫作路線盡管與謝冕不同,但就評論家身份大於文學史家身份來說,則體現了以宏觀研究著稱的學者的共性。

確定一位學者是否屬當代文學史專家,一個重要標誌是他在這個領域是否有獨特的理論建樹。這建樹主要是通過論著表現出來的——尤其是以個人名義出版(而非論文彙集)的專著表現出來。如果用這個標準來衡量,洪子誠倒是較合適的人選。必須看到,“當代文學評論家”與“當代文學史家”的內涵有重疊的一麵,也有不同的地方。即後者不側重跟蹤當前的創作,而著重“史”的線索疏理和把當代文學作為一門學科作係統化的研究。在學科分工越來越精細的今天,“評論家”與“文學史家”一身而二任而且“任”得很出色的學者已很難找到

回顧近半世紀以來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曆程,它和共和國走過的道路一樣充滿了艱難曲折,有著深刻的曆史教訓值得反思。新的當代文學史如果要尋求突破性的進展,必須把更新文學史觀念放在首位。如要把當代文學史放在20世紀文學大格局中進行,則不能把“20世紀”隻看做是一個時間概念,以至認為寫“20世紀中國文學史”就是在時間的跨度上向前推進幾十年,另增加一些作家作品而已。從事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應著重研究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的內部規律,闡明當代文學如何從延安文學來又將走向何方,還要處理好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中雅與俗、新與舊的文學關係,以及當代文學中心與邊緣、主流與非主流文學之間的關係、大陸文學與台港澳文學的關係。不能光研究作家作品,還要研究文藝政策、文學團體、文學出版、文學翻譯、作家心態、讀者接受諸問題。

要加強“十七年”文學和“文革”文學的研究。“十七年”是共和國創業階段,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有人認為“十七年”文學均是“假、大、空”的文學,不值得肯定,也有人認為“十七年”文學比新時期文學“純正”。這兩種看法均不全麵。“十七年”文學雖然留有許多“左”的烙印,尤其是文學批判摧殘了許多作家寶貴的青春,但為後人留下了一種麵對人民當家作主時代來臨所體現的一種發自內心的浪漫情調,並出現了一批經得起時間沉澱的經典性長篇文本。用曆史的眼光看,“十七年”文學不是一無是處,但比新時期文學蒼白得多。至於“文革”時期的文學也決非一片空白,至少在“文革”初期和1975年後,曾出現過有價值的作品。這時期的文學還有“地上”與“地下”之分。“地下”文學是否比“地上”文學更有價值?“地上”文學是否都是政治圖解而無深層次內涵?所有這些,都要作理性研究。

當代文學行進了50年,不少學者追蹤它也已近半個世紀,積累了豐富的史料和治學經驗,私家治史應是有條件的。個人獨撰文學史,學術個性較易體現。當然,當代文學領域寬廣,許多作品讀不完,靠個人單幹難度較大。基於這個原因,集體攻關方式仍將成為今後編寫當代文學史的一種應急方法。但有質量的學術著作,在趕進度之餘,還要強調質量,至少在史料上應力求準確,以盡可能減少“集體工程”難以避免的毛病。

要努力尋求新的學術生長點。現代文學學科之所以成就大,是因為它的研究對象相對穩定,而當代文學還在行進之中,故對它的研究不是著重突破規範的藩籬,而是尋找相對的規範,也就是要找準經典性文本,然後真正從“史”的角度而非從“批評”的角度對身邊正在發生的文學現象作係統的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