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各種學科互相滲透、互相連接和綜合、交叉、分化的趨勢，造成文藝新學科的興起。
長期以來，人們用矛盾論和實踐論，即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去研究文藝，後來用係統論、控製論、信息論、模糊數學等方法去研究文藝。新方法批評實踐的另一種途徑是借鑒西方批評模式形成的新學科，如文藝闡釋學、文藝符號學就是這樣形成的。還有一種途徑是拓寬加厚某些新興學科的探究，如司馬雲傑等人對文藝社會學的研究。
三是研究方法的更新，也是文藝新學科產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一門新學科的興起，首先要有基本原理、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三種要素。這三種要素，隨著學科的綜合和分化，它們也在發生變化。這變化，便孕育了新學科的產生。這新學科的產生，從結構方式看，有的屬非交叉結構形式，如文藝學學科。另一種則是交叉結構型的，如電影社會學是電影學和社會學綜合交叉而成。除綜合交叉外，各種文藝學科還出現了由整體塊狀到分層和分枝的趨勢，如中國當代文學史這門學科。
第一，文藝新學科，其特點正在於一個“新”字。
它“新”在多義性的學科定義、多重疊的研究範圍、多樣化的研究方法、多成分的研究隊伍。
建立一門學科，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對學科的性質作明確的介說。然而對文藝新學科來說，做起來困難較大。不是完全不能做，但做出來了以後很難得到公認。不少學科如果有十個研究者，那就差不多會出現十種不同的定義。拿有“老”新學科之稱的比較文學來說，美國著名的比較文學家烏爾裏奇?威士坦曾希望對比較文學的定義有明確的答案。他在《比較文學導論》中，要求研究者“對研究的範圍做出明確的規定”。他這一要求，雖然符合廣大讀者學習比較文學的願望，但很難實現。因為各國學者對比較文學還沒有一致的看法。據說，它的定義已多達200多種。“老”新學科是如此，80年代出現的新學科更是如此。以文藝美學為例，對“什麼是文藝美學”這個基本問題，各派研究者也有多種答案。有人認為，文藝美學是關於文學藝術的美學，它專門研究文藝的審美特征和審美規律。又有人說，文藝美學應是從美學角度去研究文藝的審美特質、文藝的審美規律的學科，它主要研究藝術的審美本質及其在現象形態上的體現。還有一種看法是，文藝美學也就是藝術哲學，也有人認為文藝美學是美學的應用科學，是美學原理在文藝研究中的應用和體現，等等。
文藝學科定義的多義性，除了由於新學科本身不成熟，其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發展趨勢欠清晰外，還由於不少文藝新學科是各種學科互相滲透、交叉的產物。在滲透、交叉的過程中，無論是方向還是比例方麵都不大一致，再加上不同學科的研究者所取的角度不同，這樣便引起了學科定義的多義和歧義。如文藝經濟學，就發生過是姓“藝”還是姓“經”的爭論。再者，有些文藝新學科的定義難以界說，是由於研究者來自不同的國家和地區造成的。他們所持的立場、觀點、方法，均受其國家和地區的社會製度、文化意識、文化心理的影響，因而研究起來難免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像符號學，於1974年和1979年在米蘭和維也納召開過第一、二屆國際符號學會議，各國學者都承認符號學的存在，但研究起來，各國的側重點都不一樣，甚至所用的名詞術語也名同而實異。
第二，定義的不確定帶來文藝新學科的另一特征是研究對象的重疊性。
一般說來，傳統的文藝學科雖說研究內容有重疊之處，但畢竟不突出，而文藝新學科由於人們對它的定義沒有完全一致的看法，這就造成了它的研究範圍沒有明確的規定。首先在時間上，沒有明確的上限和下限。像《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一般人認為上限為1949年7月，也有人認為“當代”的觀念應該改為粉碎“四人幫”以後，又有人指出應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還有人主張“當代”應從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算起，等等。至於下限更無法確定。因為今後仍是“當代”的延續。由於上下限無法精確地界說，所以研究起來時間界限難免與別的學科重疊。另一方麵，由於不少文藝新學科是各類學科綜合交叉的產物，這也勢必帶來研究內容的交叉和重疊。如技術美學，與生產美學、勞動美學、工業美學，在部分研究內容上均有相似之處。隻不過是一個以此為主，另一個以此為次罷了。
文藝新學科拓寬了人們的研究視野，那就必然引起研究方法的變革。這種變革帶來文藝新學科的第三個特征：研究方法從單一走向多樣化。
眾所周知，傳統的文藝學科，一般隻用一種研究方法，如在文藝學領域，長期使用的是社會學方法。而新的文藝學科，一種固定的研究方法很難容納它。像文藝心理學，除了用傳統的文藝研究方法外，還必須用心理學方法。文藝心理學方法論的基礎是哲學與自然科學，具體方法更多的是運用心理學的觀察法、實驗法、比較法、問卷法、模型法、統計法等。
如果不局限於某一門文藝新學科，而從總體上看文藝新學科，就更會感到文藝新學科研究方法的豐富多彩，撩人眼目。其中所運用的係統論、控製論、信息論、結構主義、符號學、未來學、管理學、傳播學、行為學、民俗學、心理學、語言學、倫理學、模糊數學等方法，均是傳統文藝學很少或沒有運用過的。
正如生物雜交會產生新的優勢一樣，各類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交叉滲透，也促使文藝新學科隊伍多成分的組合。這種組合，給文藝新學科的研究帶來新氣象。這種新氣象，首先表現在研究隊伍的跨學科性上。如研究文藝思維學，不僅有文藝學家、思維學家參加，而且還有像錢學森這樣通才型的著名科學家參加。研究技術美學，不僅有美學家、藝術家參加，而且還有工程師、設計師、經濟學家、心理學家參加。其中有不少新學科並不是文藝家帶頭創立的，而是文藝圈外的行家在進行著辛勤的探索。他們投身於文藝學、美學研究，並和文藝理論家共同創造新學科，無疑給文藝新學科的建設帶來一股新活力。有些專業性較強的學科，如果光靠文藝理論家，是很難建立起來的。隻有雙方攜起手來，才能將文藝新學科建立在紮實牢固的基礎上。
文藝新學科帶頭人方麵，也體現了研究隊伍的多成分組合。文藝新學科的帶頭人，有不少是朝氣蓬勃的青年學者。如滕守堯自成體係的《審美心理描寫》，雖然還是經驗描述性的著作，但其對審美心理學的建設有突出貢獻。這些學者的論著，沒有凝固化的角度，思維空間呈廣闊狀態，均使人感受到一種活潑敏銳的精神風貌。
中年評論家的知識結構雖然與老評論家接近，但他們也易與青年學者溝通，他們能把一些新知識與有用的老觀點嫁接起來去研究文藝新學科。這是他們的優勢。
老一輩學者在文藝新學科建設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視。應該看到，不少文藝新學科，老一輩學者在1949年以前就做了許多鋪路工作。如文藝心理學的奠基者朱光潛，比較文學的先行者錢鍾書等。這些新學科在新時期“複活”後，他們仍在起著領路的作用。鍾惦棐、鄭雪來為建設電影學和電影美學所作出的成績十分突出。王朝聞對門類美學的建設，亦起到了帶頭作用。
由於許多文藝新學科還不成熟，不少正處於萌芽狀態，這就決定了文藝新學科論著缺乏權威性。不同觀點、主張並存，一起形成了文藝新學科建設的百家爭鳴局麵。80年代後期的文藝新學科研究正在向縱深方麵發展：1．對西方文藝新學科如文藝符號學、接受美學等作了許多介紹工作，也翻譯出版了不少有關這方麵的著作；2．已寫出了一批文藝新學科的專著和小冊子；3．在工具書方麵有了初步的成果，如林驤華、朱立元等主編的《文藝新學科新方法手冊》；4．文藝新學科研究趨向已從論壇向教壇轉化。
從文化史和文藝發展史的角度看，一門學科的形成和發展，一般具有以下幾種標誌：創辦本學科刊物、出版本學科的理論專著、成立本學科的學術研究團體、進入高等學校課堂。文藝新學科進入高等院校，正是它發展趨向成熟的一個標誌。北京大學等院校開了有關新學科的課程，有的院校還招了研究生，至於有關文藝新學科的學會以及討論會、講習班，也出現了一些。
文藝新學科的研究，也還存在著以下問題：1．有的研究者過分熱衷“基建籌備辦公室”這類機構的工作，愛好從異域不斷采辦新名詞、新術語的“磚料”，並毫不憐惜地拆毀原有的房基，致使新學科的建設失卻紮實的根基。2．有的論述文藝新學科的文章，生搬“三論”（係統論、控製論、信息論）和自然科學知識。在文風上，則有當年蘇東坡批評揚雄“以艱深文飾淺陋”的現象出現。有的人在引進西方論著時，自己還沒有很好地理解消化，就以其昏昏使人昭昭。3．從微觀上探索某一門新興學科的文章多，從宏觀上研究文藝新學科建設的文章少；忙於為文藝新學科畫藍圖的多，真正為文藝新學科建設紮實寫專著的少。
第五節 比較文學的複興
盡管嚴複、林紓等人對中外文學作過比較，但比較文學概念的正式提出，是在五四時期。魯迅、茅盾、周作人、吳宓、耿濟之等人在這一時期開展了中英、中法、中俄文學的比較研究，為我國的比較文學研究鋪平了道路。
30年代到40年代，是比較文學在中國從興起到發展的時期。這時期最重大的事件是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於20年代末、30年代初正式登上高等院校講壇。擔任清華大學外文係主任的吳宓，舉辦了“中西詩之比較”、“古希臘羅馬文學”等講座。1929年12月，英國劍橋大學文學係主任、語義派鼻祖瑞恰慈到清華大學開設了中國高校首次以“比較文學”為名的課程。這時期較重要的學者有範存忠、朱光潛、梁宗岱、錢鍾書、陳銓、聞一多、洛蝕文（王元化）等人。重要論著有陳銓的《中德文化研究》、錢鍾書的《談藝錄》、朱光潛的《詩論》、範存忠的《威廉?瓊斯爵士與中國文化》等，尤其應指出的是傅東華1937年翻譯出版的法國學派集大成者梵?第根的《比較文學》，首次介紹了外國比較文學的權威著作，為比較文學的深入開展提供了借鑒。
從50年代到70年代，由於受極左思潮的影響，比較文學被打成“資產階級學科”，甚至有人認為比較文學是“為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張目”。在這種閉關鎖國的背景下，比較文學研究停滯不前。一直到十年動亂結束後，在對外開放政策指引下，比較文學學科才能在70年代末得到複興。
最先發表介紹比較文學學科的文章，是武漢的《外國文學研究》雜誌，但並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到了80年代初，老一輩學者季羨林在上海發表了《漫談比較文學》、學術新秀趙毅衡在北京發表了《是建立比較文學學科的時候了》，這才為比較文學學科的複興起到了鳴鑼開道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