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悲自歎歹命人，父母本來真疼痛（疼愛），讓阮讀書幾年冬，出業頭路（工作）無半項，暫時來賣燒肉粽……其實這是一首非常心酸的歌，那個時代許多孩子因為家境清苦無法繼續升學，隻能在半夜街頭叫賣燒肉粽。
到了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台灣，經濟開始發展，大家都為了改善生活環境而努力，為了賺更多的錢，可以沒日沒夜地加班做工。當時，台灣第一個電視台“台視”開播了，很快就有了綜藝節目“群星會”。在操勞的工作之後，身心自然需要鬆弛，大家擠在電視前觀看綜藝節目裏歌星的演唱便成為通俗的娛樂。於是，群星會的主題曲，就成為當時的流行歌：
群星在天空閃亮，百花在地上開放。
我們有美麗幻想，為什麼不來齊歡唱……“群星會”算是通俗娛樂節目的代表，但年輕人或知識分子總是相對叛逆一點兒，總覺得這些是“靡靡之音”，所以，上世紀六十年代也是西洋音樂流行的年代。因為那時美軍駐台仍有美軍電台，因此許多年輕人也喜歡收聽美軍電台的音樂節目。
在楊德昌的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裏，就可以看出當時西洋歌曲在學生中的流行。
另一方麵，在海外，許多異議人士因為流亡而有家歸不得，他們最喜歡唱的歌就是《黃昏的故鄉》：
叫著我叫著我，黃昏的故鄉不時地叫我，叫我這個苦命的身軀。流浪的人無厝的渡鳥，孤單若來到異鄉，有時也會念家鄉。今日又是聽見著喂，親像在叫我的這是當時海外的台灣人在聚會時最常唱的歌，以解思鄉之情，結果這首歌也因為這樣被禁。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的台灣，可說在“外交”上節節敗退，但另一方麵，因為如“保釣運動”等因素，民族主義也被激起。
隨後“唱自己的歌”的民歌運動開始了，舍棄了西洋流行歌，開始自己作詞作曲，比如說三毛的詞，李泰祥的曲，齊豫的歌，細膩又清新的歌詞，觸動了年輕人的心。另一方麵，當局因為政策需要，推行“淨化歌曲”，所以靡靡之音如“群星會”，也在此時被迫停播。
一九七九年，台灣當局與美國“斷交”，氣氛緊張又風雨飄搖，有辦法的當然都到外國去了，但留在這裏的，就更需要團結一心。那幾年，最流行的不是講情唱愛的流行歌，反而是像《梅花》這樣的歌曲：
梅花梅花滿天下，越冷它越開花，梅花堅韌象征我們巍巍的大中華……另一首當時很紅的歌就是《龍的傳人》，這首歌在官方授意下一再宣傳，令歌曲變得家喻戶曉。
進入台灣經濟起飛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人是有錢起來了，但是精神卻慢慢空虛。這時，羅大佑的歌曲又丟下一顆“震撼彈”，歌詞流露出對社會現象及環境的不滿和批判，如當時流行的《鹿港小鎮》：
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鹿港的街道，鹿港的漁村，媽祖廟裏燒香的人們……
台灣許多年輕人都是從中南部鄉下到台北工作的，在台北賺到錢穩定下來後，卻又發現心裏好像缺少了些什麼。這首《鹿港小鎮》在當時引起廣大民眾的共鳴，成為流行金曲之一。羅大佑的《童年》
也唱出了許多台灣“六〇後”的回憶：
福利社裏什麼都有，就是口袋裏沒有半毛錢。諸葛四郎和魔鬼黨，到底誰搶到那支寶劍？
所以，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社會更開放，經濟飛快發展，賺錢機會更多時，《愛拚才會贏》剛好唱出了當時台灣人的所想。這首歌除了本身就跟葉啟田的際遇起起落落有呼應的效果外，也更符合當時的社會狀況，這可能跟台灣長期是一個移民社會有關。台灣是一個資源缺乏的海島，對外依存性較高，為了生存下來，商業不得不發達。在重商的精神下，隻有努力找機會拚搏開拓才不會被淘汰，所以這首歌真的貼切地描述了許多台灣人的心聲。
時代造就了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又勾起時代的回憶，讓人不禁覺得，沒有歌的時代是多麼的寂寞。
“四大天王”搶灘台灣流行歌壇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的台灣歌壇，掀起了港星大舉入侵的新高潮。主要原因是台灣本地唱片市場開始萎縮，而像國際唱片品牌如寶麗金，開始推出劉德華、黎明等人的專輯，其外形和包裝都是台灣本地歌星無法比擬的。事實上，有許多港星如劉德華、張國榮、張學友等人，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就已經開始試著搶灘台灣，但當時他們的曲風不對路，對台灣市場的敏銳度也不夠，因此就铩羽而歸。等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他們再度搶灘時，可真非昔日“吳下阿蒙”，一下就席卷了整個台灣市場，引領風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