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頭來看，一九六三年年初起，江青像天兵天將降臨文藝戰線。她語傳宸音，代拆代行；南來北往，親曆親為。如此一年多時間，隨著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隆重舉行，“京劇革命”旗手橫空出世。
《談京劇革命》這篇講話，盛氣淩人，完全是一副領導者口氣，或以“京劇革命”
教主自居。她飭斥人們“對京劇演革命的現代戲這件事的信心要堅定”，“我們要創造保護自己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文藝。在方向不清楚的時候，要好好辨清方向”：質問文藝家“吃著農民種的糧食，穿著工人織造的衣服，住著工人蓋的房子，人民解放軍為我們警衛著國防前線，但是卻不去表現他們，試問，藝術家站在什麼階級立場，你們常說的藝術家的‘良心’何在？”儼然像指導者那樣發號施令：“一定要抓創作”，“各地都要派強的幹部抓創作”，“要培養新生力量，放下去，三年五年就會開花結果”。盡管此時她在文藝方麵仍然沒有職務，但她並不覺得師出無名——她比任何人都清楚，這次大會意味著什麼。
她倒也不是憑空把自己當做旗手。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時，她已握有《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三部戲。大會期間，她又相中幾棵苗子。到一九六五年，她使其資本增加到八部戲，即上述三部之外，另加京劇《奇襲門虎團》、《海港》，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和交響音樂《沙家浜》。是為所謂“八大樣板戲”。
“文革”以後，普遍指控江青把革命現代京劇的藝術成果竊為己有。這是不必要的。雖然作為罕見的體製化藝術行為，“樣板戲”的前前後後，曾有許多黨政領導予以關心和過問，但有充分事實證明，江青是最主要的經營者。而且，從實際利益論，她是唯一真正重視這件事的人：她於此所懷的目的、訴求或指望，別人都不具備。此外還須承認，較之於許多人，江青對京劇算是內行，不止於喜歡愛好，甚而有能力躬行粉墨（她與毛澤東的結緣，據說與她在延安演出《打漁殺家》有關）——職是之故，她對“樣板戲”劇組的指導往往可至相當具體的地步。
《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至二十日，江青受林彪“委托”，在上海召見軍隊政治文化部門負責人座談，之後形成《紀要》。此事的緣起頗為反常。一個無論在文化界還是軍隊，至少名義上無職無權的人，緣何被“委托”指導全軍乃至全國文化工作？假使發生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以後，另當別論：
那時，江青已被任命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此之前三個月，林彪所以有理由做出這樣的“委托”，拿得出的解釋是，他把事情“委托”給了“毛主席身邊的人”。這是唯一的“合法性”。
不過，事情並非堂而皇之地發生，發掘其過程仍然讓人感到興味十足。“文革”
發動以後，毛澤東親自掛帥，林、江則分掌“文革”一武一文兩翼。那麼，這兩翼是什麼時候化生出來的呢？或許就在本文一開始所引毛澤東寫下《對林彪關於部隊文藝工作的談話的批語》的那個時候。之前，林彪就部隊文藝工作有一個談話，毛澤東閱後於六月四日寫了那句批語，裏麵包含三層意思：第一，要江青先看一下林彪的談話；第二，江青立刻（第二天）去見林彪；第三，傳達“完全讚成”、“很好”、“很及時”的評價。
這條短小批語，其黨史、國史價值可能非常高。其一，毛澤東對林彪談話無保留的讚賞之意，寓示許多東西。其二，更重要的是安排林、江溝通。我們覺得，一九六六年林彪“委托”江青搞《紀要》，它的草蛇灰線就在這裏——《紀要》出籠之前，一九六四年的互動關係幾乎原樣又運行一次。
我們來看當時的經過。
《紀要》第一節交待了事情緣起。它在第二自然段寫道：
來上海之前，林彪同誌對劉誌堅同誌曾作了如下的指示：“江青同誌昨天和我談了話。她對文藝工作方麵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她有很多寶貴的意見，你們要很好重視，並且要把江青同誌的意見在思想上、組織上認真落實。今後部隊關於文藝方麵的文件，要送給她看，有什麼消息，隨時可以同她聯係，使她了解部隊文藝工作情況，征求她的意見，使部隊文藝工作能夠有所改進。部隊文藝工作無論是在思想性和藝術性方麵都不要滿足現狀，都要更加提高。”
這是林彪給劉誌堅（時任總政黨委副書記）布置任務時說的一番話。我們從中得知，江青專門找林彪談過話。跟一九六四年一樣，我們推斷，這一次江青登門同樣帶來了毛澤東的指示。這是必然的，因為她絕不可能自作主張去見林彪。同樣，也隻有在毛澤東具體有所指示的情況下，林彪才可能講這樣的話：“她有很多寶貴的意見，你們要很好重視，並且要把江青同誌的意見在思想上、組織上認真落實。”尤其這幾句，正式承認江青對全軍文藝工作的發言權以至領導權：“今後部隊關於文藝方麵的文件，要送給她看，有什麼消息，隨時可以同她聯係，使她了解部隊文藝工作情況，征求她的意見，使部隊文藝工作能夠有所改進。”這樣的決定，很難設想是林彪主動做出。
隨著《紀要》作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下達，它起到了這樣的實際作用：借林彪之口，宣布江青為文藝工作的領導者。這是利用軍隊係統，迂回解決江青地位的辦法。沒有行政任命，但是，既比行政任命省事，也更為有力牢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