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文藝事務的管理，有相當完備的體製。從上到下，諸多環節，百密無一疏。中宣部、文化部、文聯作協，層層相疊，各司其責。這種文藝體製的運轉和工作流程，當時業已非常成熟，無論在日常事務和重大運動鬥爭中，曆來顯示出有力良好的效率。而這種縝密管理，體現了黨的意識形態對文藝的高度組織化要求，是非常嚴肅和必須保障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江青當時在文藝體製中並無正式身份與職權，她這樣具體、深入地介入文藝事務，既缺乏合法性，更不可避免對正常的文藝管理造成嚴重幹擾。對此，毛澤東應該最清楚。現有文藝秩序，是他本人自《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來一手建立和努力加強的，現在，卻放出了“江青元素”——一種明顯意在解構以致摧毀原有秩序的元素。
沒有這個背景，“文藝革命”既不可能那樣波瀾壯闊，也無法持續十年之久。不過，毛澤東的目標，並不在於文藝。“文藝革命”是他整體政治運動方案的突破口，在實現這樣一個作用之後，就降為比較次要的方麵。而接過“文藝革命”旗幟，把它當做主業來經營，加以發揮和具體實踐，取得建樹並從中取得利益和資本的，是江青。
京劇革命
第一個批示做出，除了引起全國文藝界整風，另一重要事件是以文化部名義舉行一九六四年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
聯係毛澤東反複指責“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這個行動可以解釋為受到批評的文化部，起來積極改正錯誤。然而事後人們才看清，觀摩演出大會的實質並不在此。這次盛大活動真正的曆史意義，是為江青走向文藝領導者地位鋪平道路。
自從一九三七年進入延安並於翌年成為毛澤東夫人，過去二十七年，江青極少公開拋頭露麵。批判《武訓傳》時，她活躍過一陣子，一九五一年《人民日報》和文化部發起組織武訓曆史調查團，成員十三人，其中一個叫李進的，就是江青。《武訓傳》事件的前前後後，江青的確起了重要作用，然而，那是幕後的、隱蔽的，僅為內部所知。後來，江青一直作為毛澤東秘書之一，影響未逾紅牆之外。
以今所知，江青最早著手抓京劇現代戲，在一九六三年初。當年二月二十二日，她在上海紅都劇場觀看由愛華滬劇團演出的滬劇《紅燈記》，說：“這個戲很不錯。”
（顧保孜：《實話實說紅舞台》）結合薄一波所回憶的毛澤東於一九六二年底第一次提起“帝王將相，才子佳人”話頭，江青一九六三年初光臨滬劇《紅燈記》演出現場，顯然有備而來。限於身份，當時江青“還不能直接給劇團下達任務”，所以她讓林默涵（中宣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布置將滬劇改編為京劇，林便指派阿甲擔任京劇《紅燈記》的編導。
不久，情況有值得注意的變化——一九六三年底北京京劇院排演《沙家浜》
（《蘆蕩火種》）時，江青已不再委托他人布置任務，而是直接出麵組織其事。北京京劇一團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一篇大批判文章《舊北京市委破壞京劇革命罪責難逃》中透露：“江青同誌在一九六三年底，就開始親自指導我團進行京劇改革，排演革命現代京劇《沙家浜》。”文章說：
在這個劇本的創作和修改過程中，江青同誌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要突出武裝鬥爭，體現人民戰爭思想，要加強正麵英雄人物形象。江青同誌具體指出，要刪掉破壞劇情的“三茶館”一場戲，削減反麵人物刁小三的戲，加強正麵人物新四軍指導員郭建光的形象。
數月之間，江青身影迅速趨於活躍。
這樣一個身影，不知有沒有引起當時人們足夠重視。數年之後，它被證實是改變整個文藝領導格局的跡象。表麵上，此時江青實際職務沒有變化。但異乎尋常之處在於，她以“口唧天憲”姿態亮相文藝事務。
考之於曆史，這種人物出現，往往蘊涵不可思議的力量。
一九六四年六月五日，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隆重揭幕。曆史地看，這就是江青執中國文藝之牛耳的揭幕式。大會持續近兩個月之久，七月三十一日方才落下帷幕。中國黨政最高領導，除毛澤東外，悉數在會演期間現身捧場。新華社歡呼“社會主義的新京劇誕生了”，《人民日報》
刊登社論《把文藝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祝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勝利閉幕》，《紅旗》雜誌也發表社論《文化戰線上的一個大革命》，稱“這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一切都被提到最高層麵上，竭力頌揚其遠超出文藝本身的意義。
就像恢宏壯麗的加冕典禮，有人在莊嚴聖歌、匍匐者的膜拜與歡呼、碩大耀燁的禮花襯托下，光輝登場。但當時，那個神秘受益人的名字在相關報道裏並未提及。
這罕見的氣勢，這無尚的榮耀，究竟歸於誰，為誰而呈現呢？事隔三載，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謎底揭開。這一天，《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以及第六期《紅旗》月刊，一同發表江青的《談京劇革命——一九六四年七月在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人員的座談會上的講話》。人們於是恍然大悟，當年的超高規格，是為第一夫人步出深宮、臨朝問政鋪就的紅地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