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穆勒說：專製使人們變成冷嘲。
我們卻天下太平，連冷嘲也沒有。我想：暴君的專製使人們變成冷嘲，愚民的專製使人們變成死相。大家漸漸死下去，而自己反以為衛道有效，這才漸近於正經的活人。（《忽然想到（五至六）》）
約翰·穆勒說：專製使人們變成冷嘲。
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們變成沉默。
（《小雜感》）
更何況，魯迅在回應對他的批判中闡釋他的革命觀，是：“再則他們，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將革命使一般人理解為非常可怕的事，擺著一種極左傾的凶惡的麵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對革命隻抱著恐怖。其實革命是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上海文藝之一瞥》）魯迅的文化，魯迅的思想，魯迅的左翼文學思想，能夠導致“文化大革命”嗎？
誰是中國文化的“民族罪人”，捫心自問吧！
為了檢視魯迅和孔子這兩位我漢族偉大思想家的思想的根本特質，為了探查“弘揚傳統文化”的底細，我決心編寫這本書。我之所以敢於以《魯迅與孔子》為書名，是因為我發現，孔子的偉大，在掌握著人際關係中君臣、父子、夫婦的三個根本關係，在人際關係中定位人的社會地位，規範人的社會生活。孔子的這三種關係，是封閉性的，家長製的，服從性的，抹殺個性，扭曲人性的，甚至於達到“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男的隨意三妻四妾、休妻，而女性隻能“從一而終”、守寡，乃至殉夫的地步。
而魯迅的偉大在“立人”，為“立人”掌握著人一要生存並不是苟活，二要溫飽並不是奢侈，三要發展並不是放縱。在以人的每個個體的生存為本位，然後在人際關係中定位人的社會地位，社會生活，發展個性。而且，生存、溫飽和發展，是開放性的，有最廣闊的自主性的選擇空間，獨立的，平等的，最切合人性與人情；“不是苟活”，“不是奢侈”，“不是放縱”，才在更高的層次追求“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見《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追求“理想的人性”。
正是在人的“生存，溫飽，發展”這樣三個根本問題上，魯迅與孔子，有充分的可比性。而且，對於人的這三個根本問題的思考，思想，才是文化的根基；才顯示出思想的根本特質。
於是，我鬥膽幹了。
我要把資料一一呈現在讀者麵前，請讀者自己閱讀原資料，自己思索，自己判斷。研究問題不能從原則出發，從預設的原則出發，從自己的好惡出發；隻能從事實出發，從資料出發，公開全部資料最有利於和讀者交流。研究問題，搜集資料是第一步。資料是研究的基礎。資料越完備，研究的基礎越堅實。至少也得有充分的資料，否則，結論是靠不住的。
搜集好資料以後，是解讀資料，是發現資料之間的內在聯係。特別是像魯迅和孔子這樣的偉大思想家，沒有闡述他們思想的專門著作；他們的思想分散在單篇著作或語錄中。
我要請讀者審視我讀到的資料，鑒定我使用的資料的真偽，資料是否充足，有什麼缺失，我的結論是否從資料中引申出來，是否合乎事實，是否成立，是否可信，至少是否可作參考？
研究同一個問題，不同資料固然得出不同的結論；同一的資料，由於理解不同，也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人非草木，對於自己研究的作者，著作，問題，是各各帶著自己的情感的。我酷愛魯迅，信奉魯迅。自知可能帶著情感的偏愛，思想的偏向，特別要請讀者來鑒定我的意見，我的研究結論。
我覺得如今年輕的讀者，閱讀《論語》
也許文字上會有很多困難，把專家的譯文編輯出來，有利於理解原文。我的感覺也許低估了當下的青年，特別是大學文科的學友們。經過近十年的“弘揚傳統文化”，“國學悄然在燕同興起”，國學院如雨後春筍在大學建立，兒童有誦讀經典的熱潮，壯年有量身定做的國學班，央視有《論語》
的心靈雞湯，連孔子將她們和“小人”——“小孩兒”——歸入“問題人物”的少女，也身穿不知道哪朝哪代的“國服”，在孔子像前跪拜而行“成年禮”了。我想，文言文的功力，也許高漲起來了，不用說一部《論語》，就是《尚書》、《易經》也不在話下了吧？不過，我記得魯迅的意見，他說：“清朝的考據家有人說過，‘明人好刻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妄行校改。我以為這之後，則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刪改原文；今人標點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亂點一通，佛頭著糞：這是古書的水火兵蟲以外的三大厄。”
（《病後雜談之餘》）看當今報紙對於學術明星而又美女的開講《論語》的評點，似乎也有大講《論語》
而《論語》亡的危機似的呢？然而，我國還有數目嚇人的文盲，高中生據說還有“一怕文言文，二怕寫作文，三怕周樹人”的頭痛經，他們在“國學”的熱潮中，應試的偷閑時，如果有興趣翻翻這本書，還是需要《論語》的譯文做參考吧？
何況，就是專家學者，他們也並不完全一致，他們也常常各有各的解讀呢？
《魯迅和孔子》這個書名，似乎可以有兩種解釋，而又肯定會受到非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