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體製性問題，除了中央級傳媒，目前各地傳媒監督的報道直接涉及本地的人和具體單位的很少。推進輿論監督的較為有效方式有以下三種：１）得到具體的黨政權力機構主要負責人的支持，鼓勵傳媒積極監督下屬機關和工作人員。這種情況下的傳媒監督成效明顯，可以２００３年初以前山西省長治市市委書記呂日周支持傳媒監督為代表。２）具體的地方立法機構製定輿論監督的法規，以支持傳媒的監督。這種情形，以廣東省珠海市１９９９年在全國最早出台《珠海市新聞監督辦法》為代表。
３）跨地區的傳媒監督。為了防止直接批評本地的腐敗現象而使媒體或記者遭遇各種不測，當地的傳媒通常隻揭露異地的問題，其他地區的傳媒亦然，通過這種無奈的但仍有效的辦法達到監督的目的。這種情形以《南方周末》為代表。
傳媒監督的職責可以概括為以下內容：保證公共權力的正確行使，促成並維護以法治國的社會機製，遏製腐敗的滋生和蔓延。如果我國的輿論監督能夠以審視的眼光挑剔“好”的領導的某些失職，監督政策的製定和執行中存在的各種問題，以不是將某種程度代行行政職能（諸如查檢劣質產品）視為輿論監督，那麼這種輿論監督是正常的，也會產生較好的效果。在一定意義上，傳媒對權力機構和公務員的監督實行的是“有錯推定”
（即“懷疑權”）原則，擁有權力的強勢一方在輿論麵前得承擔無錯舉證的責任。要求公民對權力機構無疑之信，與政治文明是相悖的。
當然，由傳媒代表輿論進行的監督，並不是一種傳媒的法定權利。輿論監督本質上是由於媒體的新聞活動，自然形成了傳媒與其他社會主體之間一種製度性的監督關係，不依媒體的意誌而自由解除，不存在一般法律關係在形成上的偶然性。沒有任何一個實體能夠保證傳媒的正義性。權力機構或工作人員對傳媒有所顧忌，並不是懼怕某家媒體、某種輿論，而是因為大眾傳媒整體的報道與批評，讓權力機構和工作人員受到經常的、持續的檢查和監督。傳媒是在群體的意義上，而不是在個體的意義上，成為社會正義的維護者。因而傳媒的輿論監督，隻具有群體的正義性，而不具備個體的正義性。
二、輿論監督與司法公正
在傳媒代表輿論進行的監督中，傳媒監督與司法公正之間的關係，一向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在西方法律界，不論是海洋法係還是大陸法係國家，都排斥“輿論監督司法”這樣的概念，擔心造成公眾對司法的不信任，從而損害法律的權威性。而傳媒界，則習慣於形式上擔當與主流政治製度對抗的角色，司法便是主流政治製度的替身。但是，由於傳媒與司法至少在形式上都宣布其價值追求是“公正”，因而法治國家均將新聞自由和司法公正作為基本價值予以肯定。其實，這兩者的追求是有差別的，司法追求的是法律公正，而傳媒體現的是自身或受眾觀念上的道德意義的公正。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傳媒和司法都是在黨的領導下，都以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原則上並不處於對立的態勢中。但在具體的操作中，出現過傳媒對司法施加了不大正確的輿論壓力，影響司法公正；也出現了某些司法機關壓製正確的輿論監督的事件。矛盾在於兩者社會職能和工作性質方麵的五項差異：１）
傳媒的職業特征在於報道動態的東西、超常的東西，記者們出於職業的追求，多少有些惟恐天下不亂的心態；而司法對待糾紛的態度是消極的，按照法律規定的管轄權限和程序去消弭糾紛。
２）傳媒必須在第一時間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報道任務；而司法審判的時效要寬鬆得多，以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著稱。３）新聞語言力求標新立異、扣人心弦；司法的用詞極為嚴謹，要求前後一以貫之。４）傳媒所說的“事實”，是指記者所見所聞采訪所得；而司法事實是以法律為準繩，有確鑿證據的事實。５）傳媒對司法的監督表現為一種觀察和督促，是軟性的；而司法代表著國家的終局裁量權，是硬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