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於２０００年３月５-６日，發表於《現代傳播》２０００年４期。
被訪者：陳力丹，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研究員。
訪問者：郭鎮之，北京廣播學院電視係教授。
你對“輿論監督”的概念的見解。
輿論監督，一個主謂結構的詞組，主語“輿論”，謂語“監督”。意思是公眾通過輿論這種意見的形態，對權力機構和其工作人員，以及社會公眾人物（政治家、文學藝術家、演員、有意麵向社會的企業家和其他社會活動家，其中也應包括著名記者）自由表達看法的客觀效果。表達看法的形式可以多種多樣，其中最主要的渠道便是通過大眾傳播媒介。表達的內容可以是讚揚、建議、批評，其中主要的形式是批評，因為這種形式比讚揚更容易引起關注。“監督”並不意味著就是批評，而是對監督對象進行察看、通過議論形成一種督促，使之在法治的軌道裏活動，有益於社會和人民。輿論監督是一種軟性的監督，它的力量在於輿論的影響力，影響力不在於它擁有什麼有形的權力，而在於輿論造成的一種精神方麵的道德壓力。輿論是一定範圍內公開表達的公眾的集合意見。因而，輿論監督的特點與黨和國家機關各個係統的“內參”、“要報”等不同，是公眾以公開的、自然形成的集合意見的形態，對監督對象進行察看、督促。
但是，現在我國社會中流通的“輿論監督”，已經不是輿論學意義上的輿論監督了。由於輿論監督主要通過大眾傳播媒介的渠道、監督的形式又主要以批評為主，因而這個概念演變成了大眾媒介的批評報道，報道中包括公眾通過媒介反映的意見，也包括不是公眾反映的、由媒介自己發現的問題和表達的意見。
也可能媒介發表後產生影響，轉變成公眾的意見。新聞與輿論本來是有聯係的兩種不同的信息形態，但是現在“新聞輿論”變成一個同位語詞組在社會語言中流通，因而“輿論監督”這個詞彙，實際上可以幾乎同等於大眾傳播媒介的監督，簡稱“媒介監督”或“新聞監督”。我們在非學術場合，不得不在這個意義上談輿論監督，否則會發生交流中理解的錯位。
如果在一般場合下聽到“輿論監督”的概念，通常就是指媒介監督或新聞監督，而不是完全意義的輿論監督。輿論監督和媒介監督這兩個詞的內涵，有較大的交叉部分，現在基本合一到“媒介監督”這個相對狹窄的內涵上。即使媒介監督，本來應該把對監督對象的讚揚和工作建議也看作一種監督形式，但是由於現實生活中人們已經隻把批評（曝光）視為是監督，所以實際上當談到媒介監督時，通常特指批評報道。
由於輿論監督演變為媒介監督，輿論監督本來的自下而上的監督特征，在我國目前的新聞體製下，也不完全是這樣。因為有時某些批評報道是領導授意和組織的，或者是媒介自己有計劃開展的。這算不算輿論監督？如果這種監督得到群眾的支持，那麼後來的同一內容的媒介批評報道，可以轉變為輿論監督的一種形式；如果沒有得到群眾的響應，不應看作是輿論監督。
就媒介監督而言，它的特點是什麼呢？它基本上（因為還有領導授意等的例外）應是公眾或記者的表達自由，通過媒介傳播的形式而形成的一種客觀效果。讓公眾知情，是這種監督得以有效的前提；曝光是關鍵的手段；監督則是曝光後因公眾的傳播和產生社會共鳴，對監督對象造成的精神上的道德壓力（客觀效果）。
你對近年來中國輿論環境和輿論監督空間的評價。你同意“新聞自由”這個提法嗎？你認為目前的輿論空間是否足夠寬鬆？如果存在問題的話，存在的是哪些問題？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完善，“以法治國”觀念的普及，近年我國的媒介監督獲得較快、較廣的發展空間，公眾有了較過去更多的表達意見的機會，對於媒介監督也比過去更看重了。但是同時也要指出，現在這種監督與各方麵發生的矛盾衝突也顯得多起來。一定意義上，這並不是壞事，而是說明各方麵開始注意到自身的利益，而媒介監督開始作為協調利益衝突的中介，在社會生活中發生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是，這也並非完全是好事，如果媒介監督在社會中被公眾寄予過大的期望，亦說明社會的其他監督機製存在問題，需要總體上對各種社會監督機製進行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