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臨市場經濟，愈來愈多的人要求社會科學實用化以適應形勢，這是功利心態占主導時代的一種很自然的被動心理反應。
市場不會為所有文化人提供生存機會，要求社會科學進入市場，隻能在很有限的條件下可以辦到。新的形勢給社會科學回到本學科去提供了條件，若要通過實用化恢複當年那種並非自身具有的地位，實際上等於取消社會科學。
馬克思在遇到這種問題時，盡管他認為市場經濟對中世紀是一種進步，但他對市場經濟可能帶來的對人的能力發展的威脅，是絕不退讓的。他堅決維護這類勞動的“高貴天性”。在談到出版物能否降低到行業水平時，他說：“作家當然必須掙錢才能生活、寫作，但是他決不應該為了掙錢而生活、寫作。貝朗熱唱道：我活著隻是為了編寫詩歌，嗬，大人，如果您剝奪了我的工作，那我就編寫詩歌來維持生活，在這種威脅中隱含著嘲諷的自白；詩一旦變成詩人的手段，詩人就不成其為詩人了。作家決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無論對作家或其他人來說，作品根本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時作家可以為了作品的生存而犧牲自己個人的生存。”要求社會科學實用化還有一種潛在的台詞，就是要把這種非生產勞動納入生產勞動的範疇。斯密以後，商業功利觀念逐步統治了人們的頭腦，加上資產階級同樣需要官吏和阿諛奉承者，於是便出現了馬克思講的情況：“連最高的精神生產，也隻是由於被描繪為、被錯誤地解釋為物質財富的直接生產者，才得到承認，在資產者眼中才成為可以原諒的。”馬克思關於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論述，大部分篇幅就是駁斥這類理論的。
因為這在經濟學上將造成混亂，無法正確對社會財富的生產和再生產進行估量。我們進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能重複資產階級的錯誤。
社會科學研究基本屬於非生產勞動，並不意味著這種勞動就不應有報酬，它是社會長遠利益所需要的，隻不過不像生產勞動那樣直接獲得，而是通過社會的代表政府將社會財富二次分配時獲得。
根據馬克思的論述，其勞動收入和生產勞動者的計算方法是一樣的。就此他指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達的條件下，這些非生產勞動者隻有極小部分能夠直接參加物質生產。……這不妨礙這些非生產勞動者的服務的價值，是由並且可以由決定勞動者的價值的同樣方法（或類似方法）來決定。這就是說，由維持他們的生活或者說把他們再生產出來所必需的生產費用來決定。”非生產勞動一般屬於複雜勞動，例如，馬克思講到作曲家的勞動，是極其緊張的。因而，非生產勞動者的收入應高於一般的簡單勞動。歐洲曆史上同樣出現過非生產勞動者收入遠遠低於簡單勞動者的情況，例如斯密曾提到，英國１５世紀時學者與乞丐是非常接近的同義語；馬克思談到過１９世紀的學者報酬菲薄。這是供求關係失調和競爭造成的。在向市場經濟轉化的過程中，學者、藝術家等非生產勞動者的人數會下降，但馬克思同時指出，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這類人員的人數會增加，他們的質量（指教育程度）也會提高。
非生產勞動者應有的較高收入，並不是一種恩賜。人不能變成經濟動物，社會需要少數人非功利地思考各類更深刻問題。
這種思考帶有相當的“公有”性質。我們生活中習以為常的思想觀念、名詞術語、思維方法，有許多實際上是前輩和同時代的社會科學家的創造（許多自然科學知識也是這樣），隻是我們不覺得而已。所以馬克思說：“對腦力勞動的產物——科學——的估價，總是比它的價值低得多，因為再生產科學所必要的勞動時間，同最初生產科學所需要的時間是無法相比的”。
重溫馬克思關於非生產勞動的理論，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幾點思想啟示：
第一，市場經濟迫使現在的社會科學進行變革，盡管可能會造成不少具體人員的痛苦，但它在總體上表現為一種曆史的進步。
第二，我們應當按照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比例來決定社會科學研究者的規模，並提高人員素質。
第三，盡管我們處於市場經濟的新環境，但支配社會科學的規律與支配生產勞動的規律是不同的，前者不能屈從於市場的商業價值；要求所有社會科學研究者走向市場，等於毀滅社會科學。
第四，社會科學的勞動報酬的計算方法與一般生產勞動的報酬計算方法大體是一樣的，區別僅在於前者要由社會的代表政府從二次分配中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