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到非生產勞動時，馬克思認為一部分可以變成生產勞動進入市場，例如通俗喜劇和小說、咖啡廳裏的音樂表演和各種服務性質的工作。他並不反對一些原來從事純粹腦力勞動的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去生產工業流程式的暢銷書，但是這時他就脫離了原有的勞動性質，而成為生產勞動者。以作家為例，他說：“作家所以是生產勞動者，並不是因為他生產出觀念，而是因為他使出版他的著作的書商發財，也就是說，隻有在他作為某一資本家的雇傭勞動者的時候，他才是生產的。”不過，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精神生產能夠完全進入市場的規模也是有限的。馬克思說：“在這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隻是在很小範圍內能夠應用，並且就事物的本性來說，隻能在某些領域中應用。”
馬克思論證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章節，主要集中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Ⅰ分冊、４８卷和４９卷，共約１７萬字。他非常重視兩種勞動的區分，並且一一駁斥了各種將非生產勞動論證為生產勞動的論點。因為他研究的重心是資本主義生產和再生產，正確區分兩種勞動是進行論證的前提。
這裏不存在看輕哪種勞動的問題。如果一定要衡量一下馬克思對哪種勞動更看重的話，那麼他似乎更看重非生產勞動。在區分兩種勞動時，他這樣寫道：“如果音樂很好，聽者也懂音樂，那麼消費音樂就比消費香檳酒高尚，雖然香檳酒的生產是‘生產勞動’，而音樂的生產是非生產勞動。”
講述這些發生在１８-１９世紀的事情，是由於我們現在遇到了很相近的問題，盡管曆史背景和社會條件有許多不相同。
中世紀的勞動是不以生產商品為目的的勞動，因而都是非生產性的。轉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後，能夠創造交換價值的勞動變成了生產勞動，而不能創造交換價值的非生產勞動則麵臨著巨大的衝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運行法則上是相通的和相似的。在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屬於非生產勞動的社會科學（包括人文科學）研究者也陷入了困境：社會地位下降、經濟收入減少、研究成果難於出版，人員流失等等。麵對這樣的問題，我們可以請教一下馬克思，怨天尤人和大談“失落”解決不了任何認識問題。如果撇開個人的得失，那麼這在總體上表現為一種社會的進步：我們不再把全部精力貫注於意識形態，而有了新的多方麵的發展前景，那些憑借幾句套話一講幾十年不變的發黃講稿不再有人理會，越來越少的人願意充當議論朝政的聽眾，以道統馭政統的傳統開始衰落。
這不是危機，而是提供了社會科學改革發展的新的契機。
造成目前社會科學困境的不是市場經濟，這是計劃經濟下社科資源分配不合理種下的惡果。在那種情況下，我們不是按照社會需要，而是按一種理想或一時的政治需要決定社會科學學科的設置和發展，把它們當作一種“政治任務”和“事業”來辦，從來沒有把這類資源的分配視為經濟活動。相當一部分社科研究者與其說研究的是某一專業，不如說主要是充當批判家、衛道士、辯護士等等，而且從中央到地方這類人員的數量相當大。這種“社會科學”所具有的至高無上的權威性，不是它自身產生的，而是政治權力在它身上的投影。一旦實行市場經濟，人們才突然發現，這類人員的供給遠遠超出了社會對它的需求。
其中人數並不多、確實致力於學科研究的人員，由於有如此眾多的“同行”充當社會供給的分子，受到衝擊亦在劫難逃。市場經濟使這個問題明朗化了，並且可以分離出一部分不適宜人員從事生產性勞動，這對社會科學的長遠發展應該是一件好事。
實行了市場經濟，就要迫使代表社會供養社會科學研究者的政府，科學地考慮社會科學研究人員和生產勞動人員的比例，這也是馬克思非生產勞動理論的一個基本問題。他從經濟學角度寫道：“生產工人創造著養活非生產勞動者，因而使他們得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假定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以前是三分之二人口直接參加物質生產，現在隻要三分之一人口就行了。……如果平均分配，所有的人就都會有更多的（即三分之二的）非生產勞動時間和餘暇。”對照發達國家社科人員與生產勞動者的比例，我國被算作“社會科學”的人員確實過多了。這裏存在一個把什麼樣的人員算作社會科學研究者的問題。社會科學表現在對人、社會、人文存在方式的終極關懷與思考，就研究者個人而言，是在對研究對象的把握中，追求一種知識和一種超越。它沒有功利目的。
我們的政策研究工作多數應屬於政府行為，如果將其人員納入社會科學，是頗為勉強的。社會科學和某些自然科學基礎研究相似，創造智慧，但不會擁有眾多的顧客。這種勞動需要較高的素質，不是誰都可以擔當的。目前我國社科界實行收縮政策，整體方針是正確的，雖然可能會造成一些人的痛苦，但符合市場經濟的新形勢。當然，其中一些具體做法還需要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