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關於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危機、人文精神失落的議論頗多，每個人的意見自然有自己的道理，但總體上給人的印象，則是情緒宣泄多於理性分析，就眼前窘況發的牢騷多於宏觀的和曆史的考察。還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這些討論都回避了馬克思的非生產勞動理論在經濟學意義上對社會科學（包括人文科學）地位的規定：社會科學屬於非生產勞動。從這個角度思考社會科學的社會地位，可能會使人更理智一些。
寫於１９９５年，發表於《學習》１９９５年５期。
在歐洲的中世紀，社會科學（當時還處於雛形）由於依附於權貴和高高在上而給世人一種神聖的色彩，從事這類工作的人實際上隻是為權貴提供一種特殊的精神消費。從中世紀轉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最初年代，亞當·斯密提出了勞動的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問題。他寫道：“有一種勞動，加在物上，能夠增加物的價值；另一種勞動，卻不能夠。前者因可生產價值，可稱為生產性勞動，後者可稱為非生產性勞動。”各種文人、家仆、演員，甚至君主和官吏等“公仆”，都被他歸入非生產勞動的範疇，因為他們的勞動（服務）並不創造新的價值。斯密還指出了兩種勞動的比例關係：“用以維持非生產性人手的部分愈大，用以維持生產性人手的部分必愈小，從而次年生產物亦必愈少。……一切年產物都是生產性勞動的結果。”盡管他的論點中尚有不少概念的混亂，但馬克思對斯密提出的這一理論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這是他的“巨大科學功績之一”，奠定了全部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他反映了上升時期的資產階級觀點：對社會具有意義的是交換價值和財富，而不是使用價值和享受。
在斯密那裏，這種區分本來隻是出於經濟學研究的需要，但他有意無意地得出了一個革命性的結論。因為這樣一來，就如馬克思總結的那樣：學者們“在經濟學上被放在與他們自己的、由資產階級以及有閑財富的代表（土地貴族和有閑資本家）豢養的大批仆從和醜角同樣的地位。他們不過是社會的仆人，就像別人是他們的仆人一樣。他們靠別人勞動的產品生活。因此，他們的人數必須減少到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斯密視市場經濟社會為他的理想社會，因而對不能創造交換價值的學者們，無情地宣判了他們活該的經濟附庸地位。
在馬克思那裏，讓市場決定學者的生存條件，相對於學者在政治、經濟上依附權貴來說，被視為一種社會進步。但這種轉變對當時的學者們來說，卻是一種很大的衝擊，他們失去了權貴的庇護和穩定的經濟收入。馬克思本人也是這個學者階層的一員，也同樣感受到了這種衝擊。但是他以一個思想家的理智看待這一變化，寫道：“一切所謂最高尚的勞動——腦力勞動、藝術勞動等都變成了交易的對象，並因此失去了從前的榮譽。全體牧師、醫生、律師等，從而宗教、法學等，都隻是根據他們的商業價值來估價了，這是多麼巨大的進步嗬。”在《共產黨宣言》
裏，他也持這種態度，寫道：“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敬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靈光。它把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然而在批判“商品交換、八級工資製”的年代，這段馬克思肯定資產階級“非常革命作用”的話，竟成了馬克思批判資產階級的論據。
馬克思比斯密進一步的是，他並不認為市場經濟條件下學者的境遇就該如此，而把它看作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一種異化現象。他多次談到學者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境遇，寫道：
“衝突就在這裏：對我的能力所要求的不是這個能力所能做的，例如，對我的寫詩的能力所要求的是：我能夠把這些詩變成金錢。人們向我的能力要求的完全不是這個特殊能力的特有的產物，而是依賴於異己的、不在我的能力支配下的那些關係的產物。”
對於真正的科學和藝術，馬克思強調的是它與市場經濟的對立，因為這是一種“發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實踐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會的潛力的活動（藝術、科學等等，）”。它們是“不加入商品生產的勞動，是不以生產商品為目的的勞動。”他多次談到英國詩人彌爾頓創作《失樂園》，指出：“彌爾頓出於同春蠶吐絲一樣的必要而創作《失樂園》。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動表現”。而如此的藝術精華，當時隻賣了５鎊。如果用市場價值來衡量《失樂園》，等於毀滅它。在馬列文論中，人們常引用馬克思“資本主義生產就同某些精神生產部門如藝術和詩歌相敵對”這句話，而解釋常常是列舉幾首當時批判資本主義的詩。
其實他講的並不是這個意思，而是指這樣的領域與市場經濟的原則不相容。馬克思同意俄國經濟學家施托爾希的意見：支配生產勞動產品和非生產勞動產品的規律並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