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周刊隱約間有一個可持續發展的主題。”不管怎樣，這個周刊成功了，成都、西安印點的人告之，幸虧有了“西部開發周刊”，他們那裏的發行量才穩中有升。事後張主編當然會“想一想”其成功的原因，他認為，原因可能在於它屬於唯一的地域輻射型專刊。我堅持看了該刊自創辦以來的幾乎全部內容，它確實有自己的獨特定位，即以政策探討為主線來報道西部新聞，堅持圖、文、表並重，由經常請專家寫小文章談大問題，形成了一定風格，所談的內容關乎數百萬平方公裏的大事情，可以覆蓋社會各個階層的人群；而該報的其他周刊，均是越辦輻射麵越小，變成了社區型專刊，並非辦得不好，隻是讀者麵有限。
在這裏，那位香港報人對“西部開發周刊”獲得成功的原因所說的那句話，會對傳媒有一定的誘惑力：西部大開發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主題。
關於新聞商品性討論的幾點意見
我偶然讀到一本《新聞界》雜誌（１９９４年第２期）上關於新聞商品性討論的綜述。由於原來做過新聞工作，現在又研究經濟學，所以看了幾行便進入了“情況”，想在這裏談幾點意見。
我歡迎嚴肅的學術爭鳴，但對大批判文章將不予理會。
寫於１９９４年底，發表於《新聞界》１９９５年１期。
一、新聞的黨性原則與新聞是商品並不是對立的
幾天前，報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和《我的父親鄧小平》這兩本書被盜版印刷了十幾萬冊。那些盜版者絕不會有宣傳鄧小平思想的覺悟，但他們卻知道這兩本書是暢銷的商品，出售可以獲得大利。從這件事我又想到８０年代初《人民日報》第一版報眼的一條新聞《長途販運不是投機倒把》。當時許多從事販運的農民，隻為得到這條新聞而爭相購買那天的報紙，把這條新聞掛在扁擔上，走到哪裏帶到哪裏。他們也許不懂“新聞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的道理，但他們知道這條新聞是他們的保護傘，花一點錢買那天的報紙劃得來。
同樣的事情還可以追溯到１９世紀的馬克思。他寫的《資本論》無疑是在創造革命理論，但在第一卷出版的當年年底，恩格斯對他講的卻是該書作為商品可以獲利的問題。他在給馬克思的信中，加著重號寫道：“現在正是該書刊登新廣告的最好時機，……這樣，交換價值就會源源而來。”馬克思同樣也從這個角度談到過他的著作，稱《資本論》是“文字商品”、“我的商品”。他們當初創辦《新萊茵報》和《新萊茵報評論》，有強烈的宣傳目的，但同時還為盈利而成立了報業股份公司，因為馬克思辦報的另一個目的是：“辦一個有收入的文字事業。”說這麼多，隻是要說明一個道理：優秀的具有堅強黨性的著作、報刊、新聞等，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同樣也可以是很暢銷的商品。新聞的黨性原則與新聞是商品通常並不是對立的。如果統計一下，我們的通訊社發的新聞稿被海外報刊采用最多的是哪一類，我想可能就是寫作及時、信息量大的宣傳黨的各種新政策的新聞，而不是那些關於自然、人文方麵的珍聞。不論采用者的動機如何，他們視這些黨性很強的新聞為商品，並且按照合同向我們付錢。有的文章說，海灣戰爭期間，西方傳媒的報道是為它們的政治製度服務的，而絕沒有遵循“商品運行的客觀規律”。這不是事實。的確，當時的報道有些是在為它們的政治製度服務，但也是遵循著商品運行規律的，即把新聞作為商品出售。ＣＮＮ和其他一些較大的媒介集團，因此在戰爭中發了財。
我國當時關於戰爭的絕大部分電視新聞鏡頭，也是根據合同向西方的電視新聞社買來的，人家不會因為內容有為其政治製度服務的因素而白白送給我們。
顯然，不論是廣義的精神產品，還是狹義的新聞產品，都可以從兩個角度來考察它們。它們可以反映強烈的政治立場，同時也可以作為買進賣出的商品進入信息流通市場。當這種情況出現的時候，一些套話空話連篇、沒有多少新聞價值的新聞，雖然作者的目的是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會受到冷落。在這個意義上，新聞成為商品是一件好事，這迫使我們必須改革新聞寫作的舊模式，按照新聞規律寫新聞，以便更好地宣傳黨的方針政策。
這裏還有一個用什麼衡量黨性標準的問題。如果一條新聞就像鄧小平批評的那樣，“會議多，文章太長，講話也太長，而且內容重複，新的語言並不很多”，這是形式主義。它看起來很有黨性，其實是最沒有黨性的。而寫得及時、信息量大、形式活潑的新聞，不論是報道新政策的出台，還是報道重要會議、領導人講話，都會實現它們的商品價值，並達到預期的宣傳目的。
二、新聞是商品與“有償新聞”是兩回事從關於新聞商品性討論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看到有的作者似乎不知道新聞作為商品的交換發生在哪些領域，因為他們把用錢買（嚴格說就是賄賂）發表新聞的權力，歸罪於講了“新聞是商品”這個觀點。所以，我們需要討論一下新聞交換的領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