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說不完的西部開發與環境保護問題中國西部的資源相對豐富，但是自然環境惡劣，因而，西部地區在製定發展規劃時，既要考慮到經濟的增長，又要考慮到生態的治理，必須有很大一筆資金投到生態環境的治理中，不能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開發各種礦產資源。不然，很可能出現開發性災難，陷入“越開發越貧窮”的怪圈。這方麵的報道和言論，不論正麵的還是負麵的，必須年年有，月月有，使人們對此形成一種警示性認識。具體的事件總是新的，但話題會不斷重複，我們需要對此反複提醒。
中國西部的人文資源也是非常豐富的，這裏是中華文明的誕生地，許多文化類型在西方已經絕跡。然而，現在的傳媒報道中，大多把它們作為一種特殊的經濟資源看待。談到保護，也隻是體現在為文化遺跡遮風擋雨，很少體現在對文化內涵的準確把握上。文物和曆史遺跡的保護屬於社會公益事業，旅遊是現代產業，簡單地把社會公益事業商業化，這種開發的思路是成問題的。現在這個意義上的文化環境保護問題，遠不及對自然環境保護意識那樣強烈，而這兩者的重要性至少是同等的。
關於開發與環保的報道和言論，傳媒上已經不少，現在的問題在於，需要進一步提出宏觀、中觀的解決問題的思路。下麵四個問題，現在就需要有較長遠的報道規劃：
（１）水資源的開發和利用。特別在西北地區，這已經成為生死存亡的關鍵問題，占全國三分之一的麵積，卻隻有全國八分之一的水資源，而且還在呈下降趨勢，自然生態環境非常脆弱，一旦破壞，就難以恢複。這方麵的報道和言論，除了監督性質外，也要注重弘揚西部人民傳統的環保意識和做法，例如，青海三江源地區的２７座寺院，周圍都是生態保護區，野生石羊可與人們近在咫尺地和諧相處。
（２）科學開發旅遊資源。旅遊產業很可能是西部開發的重要支柱之一，但是由於作為社會公益事業的文物和遺跡（包括活的文化現場），與作為產業的旅遊業之間存在著矛盾，利益驅動下常常是後者戰勝前者，建設性的破壞（知名度較高，但經現代重建和嚴重改建的仿古建築，已不具有文物價值）正在危及不可再生的前者。這方麵傳媒的報道誤區，現在主要表現在對考古挖掘的商業炒作上，無形中助長了文物和遺跡商業化的勢頭。
（３）控製人口增長。西部惡劣的環境，使得承受的人口負擔是有限的，人口的無控製增長是對環境造成破壞的重大因素之一，現在這方麵幾乎是傳媒關注的空白點，大有文章可做。
（４）對於環保（包括文化環保）的補償政策。這也是被忽略的問題之一，如果隻強調環保而不談或少談關於環保的補償，那隻能是空談環保。通過市場經濟的手段實現環保，需要對環保作出經濟補償，並建立關於這種補償的監督機製，傳媒這方麵可做的工作是很多的。從宏觀上，需要考慮的有：開發破壞與環境恢複之間的環境補償、資源輸出與資源受惠之間的環境補償、上遊生態保護與下遊資源開發之間的環境補償。這些，均是目前的傳媒尚未涉及的領域。
六、提供世界各國各地開發落後地區的可借鑒經驗
在中國宣布實行西部大開發的經濟戰略之前，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已經積累了不少關於開發落後地區的成功經驗或失敗的教訓，這些對於後來者都是十分寶貴的財富。傳媒提供這方麵的材料，本來就是自己可以大顯身手的業內工作。可惜，現在關於這方麵的報道和分析文章，隻限於個別傳媒，而且較為分散。
其中較重要的，是美國的西部大開發和俄國的西伯利亞大開發。前者成功的經驗較多，特別是法治化管理先行的經驗。
後者的經驗和教訓都有，經驗方麵是有明確的長期開發戰略、重點突出和連續性，以及近年市場經濟方式下自我發展的模式。
缺點方麵，前蘇聯計劃經濟時期偏重一頭、單純物質資源開發而帶來經濟結構嚴重失調。類似宏觀意義的開發還有英國、西班牙等國對其前殖民地的開發（經驗和教訓都有，教訓更多一些）；印度、巴西對其不發達地區的開發（經驗較多）；日本對北海道的開發（經驗較多）等等。
在開發落後地區的法治建設方麵，美國開發西部時頒布的《森林法》、《地區再開發法》、《土地開發法》，以及日本的《北海道開發法》等，中國製定自己的《西部開發法》時，宏觀上應有所借鑒。中觀層次上，美國２０世紀後半葉開發阿巴拉契亞山脈地區（從紐約州南部延伸到密西西比州北部，涉及１３州３９９縣、５０萬平方公裏的經濟落後地區）時，製定的《阿巴拉契亞區域開發法》（１９６５年），其周密的法治建設和開發規劃，尤其值得中國省級地區開發時借鑒。關於國內區域間的經濟援助，英國對老工業區、德國對統一後的東部地區采取的經濟政策，值得中國東西部之間借鑒。在設立基金支援欠發達地區方麵，意大利的“南方發展基金”、法國的“農村改革基金”、巴西的“亞馬遜投資基金”、日本的“開發公庫”，以及歐盟的“歐洲區域發展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