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於２００１年，發表於《當代傳播》２００１年６期。
２０００年我發表過一篇關於西部大開發宣傳的文章，最後談到：“２１世紀的中國西部大開發宣傳，仍然需要‘啼血杜鵑’的精神，持久地向全中國和世界展示西部的魅力、西部的問題、西部的希望。”報道西部大開發，給了中國傳媒一個很廣闊的報道領域，即使僅從傳媒業務考慮，這也是一個難得的、中國傳媒獨有的發展機遇。然而，也許是多年一哄而起、接著一哄而散的新聞工作機製的慣性吧，這方麵的報道熱鬧了一陣後，現在變得斷斷續續，相當零散了；而西部大開發才僅僅處於起步階段。任何報道不可能要求永遠熱鬧，但像西部大開發這類報道，由於它是一個長久的戰略性的經濟政策，同時帶來持續的社會變遷，因此需要與此相對應的可持續報道，這類報道不必追求熱鬧，但是應當長流水、不斷線，通過涓涓細流，催生西部新的政治、經濟機製和人文精神。
其實，西部大開發這個巨大的係統工程，需要報道和討論的問題，完全可以成為極為豐富的新聞源。從社會責任角度來說，傳媒也有責任為西部大開發持續提供新的理性和精神力量。根據現在中國西部大開發存在的種種矛盾，我想，以下諸話題至少在最近幾年都可供傳媒持續報道。
一、在市場經濟觀念、市場手段與政府行為關係方麵做足文章
由於西部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體製改革較慢，西部大開發首先遇到的最大矛盾便發生在這個領域。例如“蘭州交易會”，截至２０００年，每年換一個新建的大型場館辦會，每到８月，蘭州的傳媒每天都會出現“距蘭交會還有多少天”的告示。
然而，無論是改換交易會的名稱，還是決定場館的建設，幾乎都是政府在包辦。為了辦會，成立常設的政府機構，省級主要領導人帶隊，全國各地滿世界去開招商引資說明會，每年把蘭交會當作頭等大事“常抓不懈”。花了多大的代價，與實際效果相稱嗎？那些林立的場館現在做什麼？這是政府不好解釋的。然而，２０００年５月，蘭州的一家民營企業聯係了一個全國性的博覽會到蘭州舉辦，政府對民營“個體戶”的身份多有懷疑，盡管不要政府出一分錢，一度曾拒絕接待登門送商機的博覽會考察團。麵對許多經濟行為，政府有一種趕不走、揮不去的“包辦情結”。沒有人懷疑政府的作用，問題是體現政府作用的地方搞錯了。引資要多用市場手段，“政績”不在於自己直接辦了多少事情，而在於提供適合的“軟環境”。
在上麵的事例中，本地的傳媒除了必須做的配合政府的宣傳外，是可以從側麵做一些轉變觀念的工作的。並非一定要由傳媒直接批評什麼，通過正麵報道，用許多生動的“別人的”故事，來說明什麼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中政府的職能；也可以請專家發表意見。問題在於傳媒自身要頭腦清醒，不要盲目跟著爆炒。這不是一兩篇報道就能解決問題的，需要持續的講述西部大開發必須遵循市場經濟規則的道理，貫徹市場配置資源的方針。政府所起的作用是在市場經濟失靈的地方，例如，為經濟開發“搭台”、解決公共產品的生產和完善的問題，特別是法治環境、人才教育、總體規劃等。什麼都由政府出麵“唱戲”，本身就是一種最糟糕的“軟環境”。康佳集團的總裁陳偉榮說：“我在深圳很多年都不用登政府的門，可是在西部要經常親自找政府領導批條子。”貴州一位人大代表說，他們那裏一個項目從申報到批準要蓋二百多枚公章。這反映的就是東、西部在運行機製和觀念方麵的差距。
這方麵的正麵事例已經出現，例如，蘭州市將今年確定為“改善投資環境年”；青海去年末以來，以在西寧建個市場要蓋１１２枚公章的事例作為突破口，整治投資環境，促進政府職能的轉變。傳媒可做的文章很多，報道一些這方麵正麵或反麵的事情，配發一些評論，是傳媒對社會發展的責任。
西部潛在的市場很大，但由於沒有解決政府行為與市場行為的關係問題，讓外資卻步。一位香港商人就此於２００２年５月發表一篇題為《在西安的酸甜苦辣》的小文章，他為“甜”而來，這是指西安有龐大的消費市場，生意不愁沒的做，但是他感到“酸”，即人人都喊口號，而到事實麵前難落實；他感到“苦”，程序太多，辛苦也，每件小事都要跑不同部門；他感到“辣”，衙門氣重，比起東部沿海，官氣十足，效率低下。圍繞著市場行為、政府行為的關係，傳媒有說不完的具體話題，諸如經濟方麵的地方保護主義、決策性浪費、招商引資的過分“優惠政策”、市場規劃師的尋覓、開放多元投資市場、政府行為的信任度等等，而最終目的是市場機製與政府調控的良好結合。改革的關鍵是政府權力隻搭台少唱戲或不唱戲，通過法律、法規、政策調控，達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形成激勵機製。圍繞著這個目標營造輿論氛圍，有個漸進的過程，媒介可持續報道的潛力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