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刊對政府負有義務，要在不考慮個別人的特殊意見的情況下闡明人民的信念，並且證實這種信念的內容是合理的。
報刊的各種特點在實際中的具體應用，即是它行使自己的權利和盡自己的義務。馬克思認為，報刊應該是政治的因素，但不是官方的因素，它不以官僚的前提為出發點。報刊是人民參與政治的普遍形式。
五、為了保障報刊正常履行自己的職責，有製定出版法的必要
這種出版法是報刊自由的本質在法律上的認可。它不是以懲罰相恫嚇的一種預防犯罪的簡單手段，而僅僅是對報刊的一種保護手段。出版法不同於書報檢查製度，對法官來說，他獨立於政府和當事報刊，他根據法律審理的是報刊違背自己本質的行動；對檢查官來說，他是不獨立的，上司的意誌是他的法律，他根據任性審理的是報刊的思想傾向。
馬克思認為，法律是人行為必備的規律，是人生活的自覺反映。關於出版法的論述表達了人們對扼殺報刊本質的檢查製度的厭惡和對保障報刊正常發展措施的自覺向往。
六、馬克思向往“真正的報刊”
符合上述規律的報刊，正是馬克思向往的真正的報刊。這種報刊對政府的報刊而言，它是人民報刊；對受檢查的不自由的報刊而言，它是自由報刊。
有的同誌把馬克思《萊茵報》時期的報刊思想僅僅歸結為人民報刊思想，是不夠恰當的。在《萊茵報》上，馬克思同時使用了三個關於報刊的概念：自由報刊、人民報刊、真正的報刊。
在他看來，“真正的報刊即人民報刊”，“真正的報刊，即自由的報刊”。可見，這三個概念是同一個意思，而真正的報刊則是馬克思向往的報刊的較全麵的表達。
馬克思希望，報刊在毫無阻礙、獨立自主的條件下按照自己的特點自由發展。這樣，融合了人民精神一切要素的真正的報刊才能形成。在《萊茵報》上，他用充滿著花的歡樂和芳香的語言抒發了自己對這種報刊的向往：
“人民知道，它的報刊為它擔當了各種罪過，並準備為它和它的榮譽忍受一切屈辱；它的報刊正在拋棄傲慢的外表以及自滿和武斷，成為現代荊棘叢中一朵倫理精神的玫瑰花。”“那時，每家報刊都完全會體現出真正的倫理精神，就像每一片玫瑰花瓣都表現了玫瑰的特質並發散出玫瑰的芬芳一樣。”這是一個相對完整的思想體係，各部分互相聯係、製約和補充。如果排除次要的聯係，它們之間的主要關係就是：報刊的曆史個性決定了報刊具有人民性，也決定報刊的本質；報刊的一般工作特點又是由報刊的本質所決定的；報刊的曆史個性和人民性、報刊的本質和它的一般工作特點集中表現在報刊的權利和義務上；出版法則是報刊的本質在法律上的認可和對報刊權利與義務的保障。符合這些規律的報刊才是真正的報刊。
在當時的德國，馬克思把問題“提到了一種煥然一新和完全正確的基礎上”。六十多年後，弗·梅林還在《德國史》中評價說：馬克思當年的論文“仍然屬於曆來有關新聞自由問題的最傑出的文章之列”。
馬克思《萊茵報》時期的報刊思想絕不是他個人一時的衝動或天賦的產物。１８１９-１８４１年，德國一直處在嚴格的書報檢查製度的控製下，報刊在這段時間內完全成為專製政體的附屬品。沒有官方的許可，什麼也不能說，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發表，愚民政策使人民對任何問題的正確認識都是困難的。馬克思把這二十多年稱為德國“精神上的大齋期”。１８４１年底，普魯士新國王威廉四世從鞏固封建專製的目的出發，稍稍放寬了書報檢查，使得１８４２年的報刊界出現一些活躍的氣氛。馬克思把它稱為“德國的報紙時代”，但他從一開始就預感到這不過是暫時的現象。在這種思想比較活躍的條件下，馬克思考察了１８４１年以前德國報刊的總的狀況，考察了英、法等六個國家的報刊史和報刊現狀，與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提出的國家主義的報刊思想相對立，提出了他的報刊思想。在這個時期，“馬克思關於自由報刊性質和力量特征的論述處在他哲學和政治著眼點的最中心”。這是德意誌民族以忍受二十多年精神大齋期的巨大代價換來的對報刊本身規律的認識。在這當中，馬克思不得不思考英法等國思想家已經思考過的問題，但這絕不是重複他們的思考過程，他的新貢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