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關於一般新聞理論的研究，在真實性方麵還有《警惕精彩的軟新聞》（１９９８年）和《論傳媒對科學的誤讀》（２００３年）等文章。在客觀性方麵亦有一些文章。
在新聞自由方麵還有《關於“絕對出版自由”的質疑》（１９８３年）、《少數能享有自由：出版自由的標誌》（１９８８年），以及《自由的心靈——“五四”的文化精神》（１９８９年）等文章。
關於新聞和報紙商品性的研究，還有《關於商品性討論的幾點意見》（１９８４年）、《新聞是一種特殊的商品》（１９８６年）、《新聞生產商品化是曆史的進步》（１９８８年），《馬克思論新聞是商品是曆史事實》（１９９４年），以及在學者內部流傳的《從三次新聞商品性討論看中國的新聞學》（１９９６年，１萬字）等文章。
在新聞法方麵，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發表了一些關於馬克思恩格斯論新聞法的小文章，對於推動這方麵的研究產生了意料不到的正麵效果。９０年代發表過一些關於新聞職業道德的文章，較有代表性的是：《關於新聞學研究中四個話題的新聞道德意識》（２０００年，１．２萬字）、《更正與答辯——一個國際公認的新聞職業規範》（２００３年）。
綜合性的新聞理論研究還有《中國的現代觀念和大眾傳播媒介》（１９９３年，１．３萬字）、在學者內部流傳的《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既定的新聞觀念與新聞學、新聞媒介》（１９９６年，２萬字）等文章。
三、關於新聞傳播史的研究，還有《新聞學：從傳統觀念到現代觀念》（１９８８年，１．７萬字）、《五四新文化運動與中國的新聞學》（１９８９年，２．８萬字）、《五四時期的中國新聞學》（１９８９年）、《意大利不是現代報刊的起源地》（１９９１年）、《中國新聞工作改革開放的起點——紀念１９７９年全國新聞工作座談會２０周年》（１９９９年，１．２萬字）、《論世界新聞傳播的曆史發展軌跡》
（２００２年，１．６萬字），以及關於《金瓶梅》中的邸報、馬克思與《大陸中國之友》、葉銘琛與報刊、馬克思恩格斯與郭士立等個案研究小文章。
四、關於傳播學研究，還有一些文章相對重要些，例如《試論說明性信息的接受特征與輿論引導》（１９９８年）、《談談傳播學批判學派》（２０００年）、《電視對社會結構的革命性影響》（２００３年）。
五、關於新聞業務研究，１９９１年以後發表過一組借鑒中國古代筆記而談論新聞寫作的文章。關於具體的評報文章和寫作案例分析文章，約有幾十篇。
關於新聞業經營的文章，還有《從新聞消費看新聞生產》（１９９３年，１．２萬字）、《從有償新聞到不公平競爭》（１９９４年）、《我國經濟新聞的發展和變化》（２０００年）、《關於媒介資本的幾個問題》（２００１年）、《傳媒競爭之路——減去共同的東西》（２００１年）、《關於傳媒發展和經營的一些宏觀認識》（２００２年）等十來篇文章。
六、討論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文章，本文集隻選了兩篇。其他概述性或見解性文章，較重要的還有《新聞理論研究現狀及曆史的探討》（１９８６年，１．２萬字）、《新聞學需要懺悔意識》（１９８９年）、《對我國新聞心理學學科建設的幾點意見》（１９９５年）、《對我國傳播學學科建設的幾點意見》（１９９５年）、《近十年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的基本情況》（２００１年，１萬字）、《關於傳播學研究的幾點意見》（２００１年）等等。另外，從８０年代起，還有一些專論新聞學論文寫作和規範化的文章。
七、關於中國內地與台灣及港澳新聞交流的研究，限於篇幅，本文集沒有選。這是我自１９９１年以來不時涉獵的一個研究話題，較重要的文章有《中國台灣、大陸的新聞交流》（１９９１年，２萬字，合作）、《台灣的新聞傳播學和新聞教育》（１９９８年）、《香港的新聞傳播學研究和新聞教育》（１９９８年）、《海峽兩岸及港澳的新聞交流與回顧》（２００１年，１．３萬字）。
本文集是曆史的記錄，因而我無權對已經發表或流傳的文章做觀點和表述的改動，隻更正了錯別字以及個別語法明顯有誤的地方。這些文章反映了當時的思想，有具體的生活背景，有些地方尚顯幼稚。檢閱以往的文章，我感到滿意的地方在於：作為學者，我基本堅持了不說違心話、不說套話，無愧於１９７８年以來我獨立確立的信念。
陳力丹
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