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科的研究某種程度上是可以服務於國家的政策研究或商業目的的，但在觀念上要明白，學科並不是為政策研究或商業目的而存在的，它是人類對自身活動的一種思維方麵的把握，沒有功利目的。黑格爾在談到美學時說過一段話：“科學，作為服從於其他部門的思考，也是可以用來實現特殊目的，作為偶然手段的；在這種場合，就不是從它本身而是從對其他事物的關係得到它的定性。從另一方麵看，科學也可以脫離它的從屬地位，上升到自由的獨立的地位，達到真理，在這種地位，隻實現它自己所特有的目的。”這個道理，恐怕新聞傳播學也不例外。
問：你在學術研究方麵的理想是什麼，能夠具體談談嗎？
答：１９７８年以前，雖然我在有些事情上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但隻要來一場什麼運動，往往會跟著跑，思想其實不是自己的，而是周圍環境賦予的。１９７８年以後，經過對自己“文革”時期思想的自我清理，我才有了較為獨立的思想，不再盲目聽別人說什麼是什麼。當時林春、李銀河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３日發表在《人民日報》第三版整版的大文章《要大力發揚民主和加強法製》，對我的震動很大。作為同齡人，她們提出的一係列問題，也正是我在思考、疑惑的問題，我就這篇文章做了數頁的筆記，從此也開始思考和反省自己，１９８９年發表的《新聞學需要懺悔意識》是對自己思想進行反省的結果。如果說學術研究的理想，我考慮更多的是改善環境。１８４２年，馬克思在他發表的第一篇文章《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的最後，引證了古羅馬曆史學家塔西陀的話：“當你能夠想你願意想的東西，並且能夠把你所想的東西說出來的時候，這是非常幸福的時候。”這是馬克思當時的理想，這也是一百多年後我追求的理想。
問：在做人方麵，有人說你還在談學雷鋒，這似乎有些令人不解。能夠在這方麵談談嗎？
答：作為學者，我很讚同馬克思的兩段話，這是對學者為人的基本要求。我曾經應某部詞典的要求，提供了這兩段話。馬克思寫道：“科學的解釋家一旦充當統治階級的獻媚者時就不可救藥地墮入愚昧的境地。”“一個人如果力求使科學去適應不是科學本身（不管這種科學如何錯誤），而是從外部引出的、與科學無關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觀點，我就說這種人‘卑鄙’。”我做人的座右銘，確實是年輕的時候看到的一段語錄，是雷鋒在日記裏引證的：“青春啊，永遠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春，隻屬於永遠力爭上遊的人，永遠忘我勞動的人，永遠謙虛的人。”我把它和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那段關於生命的名言寫在日記本的頭一頁。我並不後悔我以這樣的思想指導我來做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要取得一些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成果，除了刻苦，沒有捷徑可走；在工作中，力爭上遊才可能保持中遊，沒這個勁頭，做不出成績。我很了解自己，我其實並不聰明，隻是靠著刻苦才似乎比別人做得好一些。我越學習越感到自己的底子不夠，於是又得不斷地學習。我有自知之明，我現在在新聞傳播學界的地位最多維持幾年，新生代的知識結構比我合理，也比我聰明。我現在不過是在拚命地趕路，希望自己還能跟上一段而已。
我很想輕鬆一下，想到這裏或那裏走一走，玩一玩，但是無始無終的工作迫使我把這種有限的享受願望無限期地推到了以後，以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