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你在新聞傳播學研究方麵成果很多，能談談為什麼熱愛這項研究嗎？
答：就我個人的興趣和特長而言，我喜愛的是地理和曆史，特別是人文、自然方麵的地理和曆史，我並不喜歡做新聞工作，也不喜歡研究新聞傳播學。但是“文革”時期的命運安排，使我從１９７０年起與新聞工作，隨後又與新聞學研究結緣。當時被調去做專業報道工作和被選上讀大學的新聞專業，是一種莫大的幸運，哪還能進行選擇啊。我所以能夠把工作做好，就是有一種習慣，既然做了某項工作，就要盡己所能，做好這項工作，如此而已。
由於個人的興趣，我寫過一些史地方麵的遊記、隨筆之類，數量有近百篇。但是最近幾年越來越忙，實在沒時間寫了。由於今年發生“非典”，我有時間了，趁機寫了幾篇，其中一篇較大的《走馬觀花十三陵》發表在剛出版的《地圖》雜誌第５期，有１萬字。
問：從你發表的學術文章看，你在新聞傳播學各個方麵都很在行，你怎麼達到這樣的境界的？
答：我涉獵的方麵確實廣泛一些，但在許多領域其實隻了解個皮毛。我隻在三個方麵能夠說有一定的基礎，心中有數，即新聞理論，特別在馬克思主義新聞傳播思想研究方麵、輿論學、世界新聞史，其他方麵不敢說研究有多麼深入。所以涉獵的方麵較多，與新聞學期刊對稿件的需求有關，也與新聞理論研究本身得不斷地解釋現實問題有關。
我最初研究的是馬克思主義新聞傳播思想，這項工作開始於１９７８年，其代表作有兩本書，即《精神交往論》（１９９３年）和《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概論》（２００３年）。由於這項研究必然要涉及許多世界新聞史的史實，於是漸漸地開始涉獵世界新聞傳播史，１９８８年出版了《世界新聞史綱》，後來再進一步，於２００２年出版了較係統的《世界新聞傳播史》一書。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初北京成人高考係統開設輿論學的課程，我的同事孟小平（他不幸於去年在加拿大因車禍逝世）出版了一本輿論學的書，邀請我和其他人加盟，於是我又開始研究起輿論學，後來承擔了一項與此相關的社科基金課題，於１９９９年出版了《輿論學》一書，在這方麵成了專家。
由於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年搞清查運動，什麼正經的研究也無法做，於是我參加了多部綜合性詞典的編寫工作，擔任其中新聞學部分的編委或分科主編，我本人先後寫了近２０００條新聞傳播方麵的詞條（包括新聞界人物）。這迫使我必須翻閱新聞傳播學各個領域的材料，知道了各個領域的深淺，並有了自己的看法。因為動手寫過，留下了印象，至少遇到問題知道到哪裏去找。
我的新聞傳播學專業知識是在這種特殊的情況下豐富起來的。
問：你認為新聞傳播學科的建設應注意哪些問題？
答：我國的新聞學有兩個傳統，一個是以１８９６年梁啟超的《論報館有益於國事》為起點的政治新聞學傳統，一個是以１９１８年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為起點的學術新聞學傳統。由於曆史的原因，政治新聞學後來成為主要的傳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學術新聞學的傳統開始得到發揚。基於國情，政治仍然對新聞學有決定性的影響，但學術研究的氛圍也在得到加強。傳播學自１９７８年引入後，從政治角度對它的批判不斷，現在得到了承認，成為與新聞學並列的學科。
與其他學科相比，新聞工作由於與政治的關係較為密切，所以新聞學和傳播學也被賦予了較強的政治色彩。但是，既然承認新聞傳播學是一門學科，那麼就應有學科自身的話語體係，不能用政治概念，甚至一些比喻替代學術研究。由於新聞傳播學背後有一個龐大的從業者群體，於是許多從業者將自己的經驗總結也視為“新聞學術”，這是影響新聞傳播學走向真正學科的另一個很大的觀念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