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傳統的道德教育與道德修養思想和學說十分豐富。諸如德教為先、修身為本、師道尊嚴、教學相長、因材施教、循序漸進、啟發誘導、寓教於樂、身教重於言教、勤儉持家、尊老愛幼、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慎思明辨、立誌為先、涵養主敬、慎獨自省、克治改過、以義製欲、力行踐履等等，都對我們現在的道德教育和道德修養，有著啟發借鑒的作用和現實的意義。當然，古人的思想，必然受到他們所處的時代和階級的局限，往往都是精華與糟粕攙雜在一起的。我們在繼承他們的遺產時，必須進行具體細致地分析，去除其糟粕，吸取其精華，吸取其符合我們當今時代所需要的思想內容。
修身與德教
道德教育與道德修養問題是我國古代倫理學上的一個重要問題。一個人良好道德品質的形成，一方麵需要接受道德的教育與教化，另一方麵還需要自身的修養與鍛煉，兩者缺一不可。通過道德的教育，可以使人獲得有關道德的各種知識，但一個人懂得有關道德的知識並不等於他就有了良好的道德品質，還需要靠自身不斷進行道德修養的實踐。因此，道德教育與道德修養的問題，一向為曆代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所重視，他們在這方麵進行了大量的研究，逐步形成了一套極其豐富的具有我國曆史特色的道德教育和道德修養學說。
中國傳統的倫理學，尤其是儒家的倫理思想，把修身與德教看得十分重要。他們站在為政、治國、平天下的高度，從“為政以德”總的指導思想出發，視道德教化為治國的首要任務，認為治國需要靠德刑兩手，德教與政令刑法相比，德教優於刑法，因此主張一切工作皆要以德教為先。儒家認為，學校是培養人的地方，學校教育則更要把德育放在首位。同時又認為自身的道德修養（“修身”），乃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根本，一切皆要從“修身”做起。作為國家官吏更要以身作則，起到表率作用。隻有先“正己”，然後才能“正人”，使人心悅誠服，從而通過道德教化和提倡自我道德修養，促使整個社會風氣的淳化，起到“移風易俗”的作用。
我國曆史上這一重德教、重修身的優良傳統，在當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過程中，仍需要繼承和發揚。當然，德教為先和修身為本的思想，也並不是認為道德教化可以解決社會上的一切問題。曆史上的儒家往往帶有這一思想傾向，我們應當看到道德教化並不是萬能的，一個社會的生存與發展，歸根結底取決於經濟生活、物質生產，而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則可促進經濟生活、物質生產的發展，反之就會起到阻礙乃至破壞經濟發展的作用。對於這點，我們應當有正確的認識。
一、德教為先
曆史上的儒家認為，為政的根本在於得民心，而得民心在於道德教化，因此善政（好的政令刑法）不如善教，道德教化是為政的根本（“教為政本”）。同時又認為，道德教化又是促成人性向善的重要措施。在曆史上，不論堅持人性本善、人性本惡，還是人性善惡混雜的人，他們大多都主張要通過道德教化成就其現實的善性，用德教來使人仁善。在學校教育上，儒家堅持把如何培養人，如何成聖賢，當作學校教育的根本宗旨，因此把德教放在一切教育的首位。
儒家德教為先的原則，時至今日仍有其積極的意義。在社會上，我們應當堅持道德教化為先的思想，在學校中更應堅持德育為首位的教育思想。當然德教的內容已經有了不同，過去講的是封建社會的道德，而我們現在要講的是在批判地繼承傳統優良道德基礎上，建立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的新道德、新思想。
二、修身為本
修身為本，講的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皆要把修養當作根本，從自身的道德修養開始才能實現。《禮記·大學》所講的“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然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就集中地表達了這一思想。我國古人十分重視修身為本的思想，尤其強調管理國家的官吏，特別是最高領導者（國君），必須首先要端正自己的思想和行為（“正己”），然後才能管理好他人（“正人”）。這就叫做“正人必先正己”。北朝的著名政治家蘇綽要求“為人君者”，必須“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處處以身作則，這樣國君才能治理好國家。
修身為本，以身作則，首先從嚴格要求自己做起，然後才能實現治國平天下，達到提高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這些思想是顛撲不破的真理。當然“修身之道”的內容已有了古今之別，這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