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公重私輕，公而後私
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中，雖然有“滅私”、“無私”的觀點，而且是思想上的主流，但是也有比較全麵的認識。特別是明末清初以來，一些思想家提出，“私”並不隻是私曲、私意、偏私、私情等。每個人都有其個人的意誌，有追求其個人利益的權利等，這些不可能去除，問題是如何處理公與私的關係。像李贄、黃宗羲以及鴉片戰爭以後的龔自珍等，他們一方麵揭露當權者（包括君主）的偽善，批判當權者用“無私”來掩飾自己的“私”，要求群眾無私以實現他們自己狹隘的“私”，另一方麵，他們也肯定了“私”的合理性，肯定了個人的利益和權利。與此同時他們也讚成並繼承了中國曆史上以公為重的傳統。顧炎武強調公私統一，王夫之提出公私相對說、公重私輕說，指出個人應該服從全體，暫時應當服從長遠。在處理公私關係上，這些看法達到了一定理論高度。
人生論
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中最突出的一點是對人生的關注，也可以說是教人如何做人。在這方麵，前人積累了豐富的思想遺產。如何做人的問題，除了首先要回答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與禽獸的區別和怎樣認識人性等問題以及處理好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等之外，還要回答和解決人生路程中必然會麵對的一些重要問題。事實上，每一個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回答這些問題；而這種回答就體現在他的每一個言行中，指導著他的人生。例如，人們對生死、苦樂、榮辱這三個問題的態度，能夠集中地反映出每個人對於人生價值的認識和人生的根本態度，這也是其義利觀、公私觀的具體體現，再比如，義命關係，即人生追求與命運、機遇的關係，或者說是必須如此去做的與可能做到的之間的關係，這個主客觀之間的矛盾，是人生旅途中無法回避的重要問題。
從對於人禽之別的認識出發，中國傳統思想對於人生價值有一個根本觀點，就是以“義”為人生價值之所在，如荀子所說：“義不可須臾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這一根本觀點，體現在義利觀、公私觀中，也貫穿在生死、苦樂、榮辱這些問題中，成為處理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則。義，是道德的追求。所以，以義為上的人生態度，體現出極強的道德精神，反映了我們民族的道德傳統。這一點是今天值得大大提倡和發揚的。當然，我們今天所提倡的“義”，在內容上與古代有根本的不同。然而，人總是要有一點精神的，沒有精神的追求，而隻知追求物質享受，那就把人降低為禽獸，失去人生的意義了。
對於命運，在中國文化傳統中，除了有聽天由命的消極、迷信的傳統外，還有另一種積極的傳統，即對事物采取盡人事、知天命的態度。一方麵，對人生理想和一切應做的事，充分發揮主觀努力，盡力而為，不稍懈怠，這就是盡人事；另一方麵，承認由人力所不可及的領域而安之若命，既不作必成的妄求，也不因挫折失敗而怨天尤人，這就是知天命。這種積極、合理的態度，也值得提倡。
義命關係的又一層含義，則是具體闡明對義與利的態度。強調人道本之於天命，從而自覺修養，要由義而行。而且，要人們意識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個人的進退，事業的成敗，全在一己的努力。它鼓勵人們以崇高的責任感、使命感，孜孜以求成人成己、利國利民，甚至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而在對物質利益的追求上，則清醒地認識到其“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不可求其必得而應安之若命。這是對義利觀的進一步闡明。它直接聯係到人們的修養，對於指導人們的道德修養，對於把義利觀落實到實際生活中去，都有重要的意義。
一、生死自然，唯義所在
古往今來，生死問題是困擾著人生的基本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古代哲人有許多有價值的思想。最主要的包括兩個方麵，一是對生死的現實態度，二是對人生意義和不朽的思考。
對於生死的現實態度，表現為兩種思想：道家從萬物都是一氣之化的觀點出發，把人的生死看做是氣的聚散，是自然之道，“不知說（悅）生，不知惡死”，甚至以死為歸真。後儒也吸取了這種思想，張載說“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就是一個代表。另一種思想以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為代表，重視現實人生問題而對死取淡然態度。兩種思想的共同點，是不為生死問題所累。這樣的態度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