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人生意義和不朽的思考方麵，從春秋時期叔孫豹提出“三不朽”的思想以來，代表中國古代文化精神的主要是儒家思想。他們主張把個人的生命投入到社會人群的大生命中，以對社會、曆史作貢獻為人生價值之所在，以“立德、立功、立言”、“雖久不廢”為不朽。孔子提倡“殺身成仁”，孟子提倡“舍生取義”，都是強調對仁義的追求重於生命。“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取舍的標準“惟義所在”。這種對生命意義的理解，成為我們民族精神中愛國主義精神的思想基礎，培育了無數誌士仁人，激勵他們創造出無數正氣磅礴、可歌可泣的事跡。這是我們民族在幾千年漫長曆史中，雖經曆磨難而能巍然屹立的最重要精神支柱。近代以來，社會發生了根本變革，人們的理想追求也有了根本變化，“義”的內容雖然更新了，但是“生以載義”的精神傳統卻被繼承了下來，並獲得了新的意義和生命力。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更需要繼承、發揚這種精神。
二、安仁樂道，苦樂自得
苦與樂，乃人所共有；但是，以何為苦，以何為樂，如何對待苦和樂，人們的看法卻各不相同。中國古代的苦樂觀，形形色色，有《列子·楊朱》所反映的享樂主義思想，有墨子“自苦為極”的思想，也有道家不以苦樂而傷其身的思想，居於主導地位的則是儒家憂道不憂貧，由道義看苦樂的思想。在以上各家學說中，大體上有以下幾方麵的思想具有積極意義。
第一，不以物質享受之多寡衡量苦樂，追求道德精神上的完成。道德精神上得到滿足，即使“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物質生活極度貧困，也不該其樂。這也就是所謂“仁者安仁”和“孔顏樂處”。這與以“義”為生命意義之所在的觀點相一致。
第二，以天下為己任，以人民的苦樂為苦樂。墨子的自苦為極，利天下為之；孟子提倡的“與民同樂”；範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都屬於這一類。其實這是第一點思想的展開。因為所謂義，是代表了社會的（儒）或人民的（墨）利益。以義為生命的意義所在，就是要求把個人的小生命融入社會和人民的大生命中去。墨子以自苦為極，言苦不言樂，悖於人情，難以實行。但是他一“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崇高精神，值得大力提倡和發揚。
第三，以艱難困苦為人生之磨練，激勵自己奮發進取。孟子所說的“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司馬遷《報任安書》中所說的聖人發奮而有所作，張載說的“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於汝於成也”，都體現了這種態度。這種思想、態度，培育了我們民族不畏艱險，堅忍不拔的品格。
第四，以超然的態度對待苦樂，苦樂不入於心。這是道家的態度。與前幾點相比，這種態度雖顯消極，但不失為一種重要而高明的人生藝術。當個人遭受困厄、身處逆境之時，這樣一種態度有助於解除煩惱，保持心理平衡，而不致陷入苦惱不能自拔。在現代社會競爭激烈、矛盾複雜的環境中，這種修養尤其有價值。
三、榮辱在己，仁重義榮
凡人都有榮辱感和羞恥心，如孟子說，“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荀子說，“好榮惡辱……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因此，怎樣對待榮辱是人生一大問題。他們反映的一個中心思想就是，不以權位財富論榮辱，而以義為榮，以不義為辱。這種榮辱觀，與前麵反映的生死觀、苦樂觀是一致的。把這三個方麵聯係起來看，就可以深刻地體會儒家人生觀所代表的傳統文化精神。而莊子的榮辱觀，也與他在生死、苦樂問題上的態度一致，是一種超然的態度，不以世人的毀譽為意，隻求自己的精神自由。
四、義命有別，行義安命
義者宜也，指人應該如此去做；“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命”是指人力所無法支配的，即命運機遇。中國古代思想家以義為生命的最高要求，提出“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盡心知性、“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等等，要求人不懈地去追求仁義；同時他們也承認，人生中道之是否能行，利之是否能得，很多是人力所不可左右的，此可謂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