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欲論
理欲論是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的又一個重要內容。從道德理論的角度說，理是道德理性，欲是感性欲望。與義利關係聯係起來看，理近於義，而欲與利相連，理欲之辨實際上是義利之辨的深化和發展。先秦儒家在討論義利關係時，往往把利與欲並提，如荀子曾提到了欲是否合於理義要求的問題，卻沒有把理和欲作為一對對立的範疇來研究，理欲關係問題也還沒有成為一個獨立的問題。最先把理欲作為對立範疇提出的，是《禮記·樂記》中的一段話：“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之，然後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到宋代理學家把“天理”這一範疇作為宇宙的根本之後，理欲之辨就成為哲學和倫理學所討論的基本問題之一，《樂記》的這段話也就成為立論的基本依據，在討論中得到闡發、豐富和發展。宋明理學家們的基本觀點幾乎都是強調理欲的對立，認為欲為萬惡之源，主張“存天理，滅人欲”。至明末清初，以王夫之、戴震為代表的思想家才把理與欲統一起來，認為理與欲中，理就是欲發揮得恰到好處時的標準或尺度，因此應當以理導欲，達情隨欲。
理欲觀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變化的，這種變化也反映著社會經濟關係的變化。不同社會、不同的人們對欲有著不同的態度，由此也就有各種不同的理欲觀。明智的思想家們提倡的縱欲為害、節欲導欲為善的原則，具有較多的合理因素，是大多數人能夠接受的，符合社會製需要。而“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更是人類最正當的要求和願望，反映了人們的美好理想。今天我們立足於現實社會，對理欲關係自然需要有新的理解。綜合曆史上各家各派的觀點，其中值得肯定的應當繼承和發揚的思想可歸納為以下五個方麵：
一、欲過為私，縱欲成害
“欲過為私，縱欲成害”的思想是中國傳統理欲論中的一個重要觀點，或者說是基本觀點。明代呂坤說：“儒戒聲色貨利，釋戒色香味聲，道戒酒色財氣，總歸之無欲，此三氏所同也。”這句話雖然有點絕對，卻也道出了部分事實。遠在先秦時期，道家最先對“欲”發難，他們認為嗜欲害性害身害國，提出“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知足，咎莫大於欲得”，“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墨家也認為“欲惡，傷生損壽”，要去欲而用仁義。儒家雖然不全麵否定欲，卻也認為多欲傷德，呼籲“養心莫善於寡欲”。秦漢以後，佛、道及宋明道學攻欲更烈，以人欲為萬惡之源，沒有存在的價值。這種對欲的否定，既含有對統治者奢侈腐化的勸誡，又反映了剝削階級對人民群眾正當物質生活欲望的漠視和否定。明清之際的一些思想家，承認人欲的正當性，認為欲本身並不是惡，過分放縱才會招致禍患。這些看法比較合理，具有進步意義。
二、欲不可去，節之為善
古代關於節欲、導欲的思想，在中國的傳統思想中，有“絕欲”、“去欲”的主張，也有思想家提出的節欲、導欲主張。節欲和導欲，包含了兩個方麵的意思：一方麵，是對欲要節製、引導，不可縱欲；另一方麵，也承認欲存在的必然性和一定程度的合理性，認為“欲不可去”。這種思想，從孔子承認“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到荀子明確提出“欲不可去”，反對去欲，再到明末清初早期啟蒙學者強調欲存在的合理性，指出“欲未可謂之惡，其為善為惡，係於有節無節爾”，戴震的“節而不過，則為依乎天理”，經曆了一個逐步深入逐步豐富的發展過程。
三、理欲相對，以理勝欲
中國古代許多思想家，特別是儒家，把理與欲看成是絕對對立的，讚揚“理”而或多或少地否定“欲”，並且認為這是“君子”和“小人”人格對立的主要依據和表現。荀子說：“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張載說：“上達反（返）天理，下達循（殉）人欲。”不僅如此，宋代以後，道學家們還認為，理與欲、天理和人欲如水火不能相容，冰炭不能同爐，它們處於不停的鬥爭之中，此長彼消，彼長此消，甚至“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因此，無論做人還是為學，都要處處辨別天理和人欲，去除人欲，保存天理。“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這樣才能超凡入聖。“聖人之所以為聖，隻是其心存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
上述各種理論，指出了人的欲望，特別是人的物質生活欲求與道德理性之間的矛盾和鬥爭，要求用道德理性去抑製那些過於膨脹的物欲。這有其合理性，可資借鑒。但是它過分誇大了這種矛盾，以至否定了物質生活欲望的合理性。和“義利觀”中的“重義不謀利”的觀點一樣，它受到了後來一些學者，特別是明清之際的早期啟蒙學者的批評。
四、理在欲中，以理導欲
關於“理在欲中，以理導欲”的思想，糾正了宋明道學家把天理與人欲截然對立，貶低人的物質生活欲望的片麵性。指出對於人欲不能否定，也不能隻是消極地阻遏防止，而是要積極引導，“因人所欲而以不禁禁之，製為禮樂，定為章程”。“理在欲中，以理導欲”的思想，不但達到了古代中國關於理欲關係問題研究的最高水平，而且至今仍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