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為公”的思想值得我們借鑒、繼承。需要注意的是，“公”並不是抽象的，在不同時代、不同的人那裏有著不同的甚至對立的含義。今天我們繼承“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要賦予它新的時代內容，這就是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真正實現共同富裕和人民幸福，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
二、公私相背，善惡所由
在中國的道德傳統中，最突出的一點是把公私與道德上的善惡聯係在一起。唐代獨孤及一針見血地指出：“善惡生於公私。”把公私的道德意義明確地揭示了出來。到了宋明道學家那裏，這一思想得到進一步論證和發揮。他們把公私與義利、理欲、善惡諸範疇密切聯係在一起，認為公就是義，就是理，就產生善；而私就是利，就是欲，就是惡。君子和小人的區別，也在於公私。在某些道學家眼裏，凡是不符合道德的行為，統統是“私”，私是萬惡之源。明代的呂坤甚至認為，“人一生大罪過，隻在自私自利四字”，“隻把持得公字定，便自天清地寧，政清訟息，隻一個私字，擾攘得不成世界”。
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中的“公私相背，善惡所由”理論，抓住了個人和集體、自我與社會的關係這個倫理學的主要矛盾和問題，並研究了其中的主要內容和意義。以公為善，肯定了人應該從“天下正大的道理”去處置事，不應隻局限於一己之私意、私利，這是合理的有意義的。但是，除了極少數思想家之外，他們都在不同程度上誇大了公私的對立，而且抽象地看待公與私的相互關係，這就有失偏頗了。其實公與私的關係是具體的，它們不但有對立的一麵，還有在一定條件下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一麵；“私”有導致惡的一麵，也有其合理的積極的一麵。
三、公私之交，存亡之本
這是從政治道德的角度談公私的。其根本的思想在《商君書》裏用最簡練、最準確的語言表述出來：“公私之交，存亡之本。”先秦時期不僅儒家提倡“世界大同，天下為公”，法家更強調“公”。他們主張法治，而認為法的功用就在於“去私立公”，把立公去私看做治國的根本原則。他們這樣做，主要是反對當時宗法製度基礎上的“親親而愛私”現象。當然，他們所主張的“公”也並非真正的公，韓非就將國君的意見、利益等同於“公義”。但他們提出的去私立公的原則卻有普遍意義，因此也成為重要政治道德原則。它為後代政治家所繼承、發展，有了更為具體的要求，如對人君要求“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對人臣要求“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等等。到宋儒又有人提出“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隻在公私之間爾”。可見這一點已成為政治道德的傳統。這種思想理論，對於限製統治者的剝削和壓迫，調整和緩和社會矛盾，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起到過積極作用。今天，已經消滅了等級製度，國家是人民的國家，國家工作人員是人民的勤務員，立公去私、大公無私的原則已有了實現的可能。我們應該大力提倡發揚這種優秀傳統精神，以反對一切以權謀私的腐敗現象，建立起真正公正廉明的政治。
四、破私立公，克己遷善
提倡“破私立公，克己遷善”，這是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它的一個重要特色。首先提出公私關係問題是先秦時期的法家，如管仲、商鞅、韓非等，他們提出“明於公私之分”。但是，他們主要是從反對血緣家族關係，堅持專製集權的法製著眼。漢唐以後的儒者，特別是宋明道學家，對於法家的去私立公理論進行了儒家式的改造，建立了一套“破私立公”的理論，與其“義利之辨”、“去欲存理”相呼應。在他們看來，人心之公同義理一樣，是人天生而有，隻是被私欲所蔽，才違背道德，釀成禍害。用王陽明的話說便是：“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陷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對於私心，必須痛下省察克治功夫，“防於未萌之先”，“克於方萌之際”，定要“掃除廓清”，使人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方可。
“破私立公，克己遷善”，突出了人們思想中公和私的矛盾，要求把公義放在第一位，以公勝私。這對於堅持道德修養，保持人們的道德情操，提高道德水平，具有重要意義。但問題是，不能把公私的矛盾、對立絕對化，抽象化。特別要看到，作為個體利益與整體利益的私與公之間，除了有對立的一麵之外，還有統一的一麵，對於“私”要根據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區別對待，不可一味反對。要克服傳統道德思想在這方麵的片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