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以為上”，表明了中國古代重視道義，尤其重視“天下之利”的優良傳統。但後儒卻把“以義製利”的合理思想絕對化了，提出“正誼不謀利”，鼓吹人們隻需求義，而不必去理會利。這就成為以義代利，實際上是否定了“利”，特別是個人利益的獨立存在和意義。我們繼承和發揚義以為上、公利為重這一優秀傳統思想，應該剔除其中的糟粕，賦予新的具體形式和內容。
三、義為利本，義以生利
在古代關於義利的思想中，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觀點，就是“義為利本”，“義以生利”。早在春秋時期，思想家們已經提出“義”是“利之本”、“利之足”，後期墨家甚至認為“義者，利也”。為什麼“義”是“利之本”，而且能夠“生利”呢？在他們看來，這是因為義能“利民”和“豐民”，“義”可以“聚民”，並減少敵人，“義厚則敵寡”；“義”能夠滿足統治者的願望，“謀度於義者必得”。總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窮”，“有義則治，無義則亂”，從個人的生死、貧富到世之治亂，都要有“義”作根據，作保證。很清楚，這裏所說的利，不是一己眼前的小利，而是社會整體長遠的大利，而義則是整體長遠利益的反映。在他們看來，符合和遵守道義，才能保證利的實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朱熹說：“正其誼，則利自在；明其道，則功自在。”重義不是不要利，而是為了求利。這樣，道義對於人生的價值和意義、道德對社會的能動作用被充分地肯定了下來。
當然，古代思想家的“利為義本，義以生利”的主張，仍然是為統治階級打算的，目的是為了“得民”、“聚民”，以維護其統治地位。這是他們最根本的“利”，也是他們“義”的最終歸宿。但是他們關於“義為利本，義以生利”的思想不但表現了較開闊的眼光和氣魄，而且也闡明了道德對利益的影響和作用，包含有一定真理性的因素，這是值得批判繼承的。
四、義利雙行，誌功合觀
在中國傳統倫理道德學說中，與重義輕利思想並存的還有一種功利主義的思想傾向。這種觀點肯定利的合理性和效果的重要性，主張義利雙行，誌功合觀。例如，先秦時期的墨子提出了“貴義”、“興利”與“合其誌功而觀焉”的觀點。秦漢以後，尤其是後來的宋明道學家把義利絕對對立，或以義代利，使得否定求利的思想日益發展。但是，也有其他一些思想家，如與道學家相對立而處於異端地位的陳亮、葉適等，平等地看待義利二者的地位，主張義利雙行；明清之際的李贄、傅山、王夫之、顏元等認為，“利”是“生人之用”，不可或缺。正義就是為了謀利，顏元指出，“正誼便謀利，明道便計功”的急功近利態度雖然不可取，而全不謀利計功，也是佛、道和腐儒的空寂之談，非常荒謬。正確的態度應該是“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這種觀點顯然有著合理性。除此之外，有一些思想家，其思想的主要傾向雖不是功利主義的，甚至是反對功利的，如荀子、董仲舒等，卻也在某種程度上承認人對利的追求是不可否定的事實。他們的觀點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五、興天下利，利濟蒼生
中國古代的思想家，除去主張“出世”的佛、道家以外，幾乎無一例外地主張“興天下利”，墨家在這個方麵旗幟最鮮明。儒家雖然提倡義以為上，以義製利，卻也讚成維護“公利”和“天下之利”。孔子讚揚“博施於民而濟於眾”的聖人，要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荀子更主張“興天下之同利”，就連提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董仲舒，也大講“王者要以愛利為意”，要“兼利天下”。在古代統治階級那裏，“興天下利，利濟蒼生”的思想具有明顯的局限性，這不但是因為他們往往站在“王者”、“聖人”的立場上，對百姓持有一種“恩賜”的態度，而且其目的最終還是為了鞏固他們的“天下”，使人民“歸之”。對此，傅玄明白地指出：“利天下者，天下亦利之。”但是，他們“興天下利，利濟蒼生”的思想，又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它終究是突破了剝削階級的狹隘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眾的願望要求，在實踐中也起到了推動社會發展的作用，這些在今天仍然需要肯定和發揚。也隻有在今天，有道德有覺悟的人，才真正能夠做到“興天下利，利濟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