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關於人能成善的各種觀點一樣，在對惡的根源說明上，古代各種學說的根本缺陷，在於其都是從抽象人性論的觀點去觀察問題，而沒有對善、惡及其根源做具體的曆史的分析。在這些問題上，我們應該吸取、借鑒古人合理的思想、觀點，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發展我們的認識，糾正和克服古人認識中的錯誤、不足之處。
義利論
在我國古代道德理論中，義利關係問題占著極其重要的地位。義利關係問題包括兩個相互聯係的層麵。首先，“義”是指道德準則和要求，“利”是指物質利益；義利關係指道德與利益的關係，或者說是精神追求與物質生活的關係。其次，因為道德歸根到底是經濟的反映，義在本質上代表著社會整體利益的要求，所以義利關係又是公利與私利的關係。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的關係、公利與私利的關係，乃是人生中不可回避的基本問題，也是道德理論和人生價值觀中的重要問題。在中國古代的道德理論中，它所占的地位更為重要，更為突出。
對於義利關係，我國古代的思想家進行了長期的探討和爭論，提出了各種不同的主張和觀點，但從總體上說來，在中國的道德傳統中，占主導地位的是重義輕利、公利為上的原則。先秦時期百家爭鳴，儒家重義輕利，主張義以為上，以義製利。墨家“貴義”，但對義的理解與儒家不同，以“利”為義之標準，強調義之所以可貴是因為它可以“利人”，而所利之人，指的是眾人、人類，對個人利益則不很關心。法家認為“人皆挾自為心”，“仁義用於古而不用於今”，重利而輕義：但在公利和私利關係問題上，他們強調以賞罰為手段，塞私門，行公義，私利要服從於公利。在把公利放在第一位這一點上，法家又與儒、墨重義的思想相通。漢以後，儒家的重義輕利思想與法家的公利為上思想合流，成為以後曆代的主導思想。
我國古代義利觀中的優秀思想，曾經培育了世世代代中國人民尊德重義、團結奮鬥的光榮傳統，保證了我們中華民族的發展和繁榮.至今也仍然具有深遠影響。它啟示我們，即使在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大潮中，也必須正確處理義利關係，既要用反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的道義原則去引導、調節人們對利益的追求，保障和促進各種正當利益的發展；又要以經濟發展和調節人們利益關係為手段，保證社會上道義原則的實施和發展。社會主義條件下義利關係的正確解決，將給傳統的義利觀以深刻的改造，使之發展到一個新的更高的階段。
在傳統的義利觀中，重義輕利、公利為上的原則，具有普遍性和真理性，其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一、明辨義利，第一要務
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中關於明義利之辨的思想，是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人生價值觀中一個重要的特點和重要內容。在這種觀點看來，義和利是對立的兩種價值取向；“義”就是“當為”，即從道義上看應當去做的；“利”就是為自己盤算和計較。義代表著公利，利則是指私利、私心，凡不從公利出發便是私，義與利，也就是“公”與“私”。這種觀點還認為，嚴辨義與利這兩種價值取向，是作為一位儒者，甚至平常人學做人的“第一義”。首先選擇“義”還是選擇“利”，這是君子與小人、聖人與強盜、光榮與恥辱的根本區別，也是社會風氣之好壞、國家能否治理好的關鍵。明義利之辨的思想，高度評價並肯定了義利問題的重要，在價值選擇上表明了對道義的充分重視和肯定，這是可貴的，今天仍然應當堅持、發揚。
二、義以為上，以義製利
先秦時期的儒家和墨家都重義。儒家主張“義以為上”，對利的追求，要以“義”為準繩加以節製，提倡“見利思義”，非義不取。先秦儒家提出這個問題，並不是隻講義不講利。他們反對的“利”，不過是與天下之公利相矛盾、相排斥的“私利”。重義輕利，.也就是重公利而輕私利。墨家也提倡“天下莫貴於義”，而在他們看來，義之所以可貴，正是因為它有利於人民、國家。貴義，也就是把人民、國家的公利放在第一位。在這點上與儒家的重義輕利有相通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