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在這個問題上的認識也有其局限。孟子強調人禽之別，實際上是提出了人的社會性方麵，但他又把道德歸之於人天賦的自然本性，因而沒有能真正說明人的社會性。在這一點上，荀子認為禮義不是人性本有，而是後天人們為維持一定社會秩序而製定的，比孟子較為合理。但荀子以等級之分為社會所不可缺，又把它視為聖人所作，也反映了他的曆史的、階級的局限性。
四、讚天地之化育
從天地生人、人與萬物一體引出的另一個結論，就是人應該以自然萬物為友，對自然采取順從、友善的態度，以求得人與自然的和諧。在這一共同的根本態度下，儒、道的態度又有不同。道家老子說“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莊子說“無以人滅天”，主張返璞歸真，反對以人力加於自然；荀子則肯定人力的作用，主張“製天命而用之”，“讚天地之化育”。人與動物的重要區別，就在於人不是被動地適應自然，而是通過改造自然來利用自然。道家離開人的作用而崇尚自然，與人類文明發展的要求不合；荀子批評他們“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是很對的。在這個問題上占主導地位的是儒家“讚天地之化育”的思想。
在科學技術和現代化工業高度發達的今天，盲目地征服自然給人類帶來了嚴重的環境危機，威脅著人類的生存。麵對這種種危機，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觀也獲得了新的意義。愈來愈多的人認識到，應該改變人與自然對立、一味追求征服自然的觀念，要與自然為友，求人與自然的和諧，還發展了環境倫理學。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向中國傳統觀念的簡單回歸。傳統的天人合一觀立足於古代以小生產為基礎的農業經濟，所謂“讚天地之化育”，是在“不務說其所以然而善用其材”的思想影響下，基本上隻限於順應自然規律去利用自然，實際上並不能達到人與自然和諧的理想目標。當前人類麵臨環境問題的解決，人與自然和諧的真正實現，都還是要有賴於在現代科學技術基礎上對自然的改造。綜合東西方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在天人合一、人以自然萬物為友的思想指導下，通過改造自然而達到人與自然和諧，才是人類克服環境問題的合理途徑。
人性論
人性問題是中國傳統道德學說中，也是中國古代哲學的一個重要問題。關於人性問題的討論，早在先秦時期就已開始。孔子說過“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但沒有把人性當作一個獨立的問題做更多的闡述。到戰國時期，人性問題開始成為百家爭鳴的重要問題。孟子提出性善論，荀子提出性惡論，成為人性問題上最具影響的兩種基本理論。法家認為人性是“好利惡害”，可用而不可化，沒有對人性作善或惡的評價。這種理論作為法家政策的理論基礎曾經有重要的影響，但在秦亡之後就被實踐所否定，以後沒有發展。漢以後人性問題的討論“多是調和孟荀”。兩千多年來，眾說紛紜，學派眾多。
古代人性問題的討論與現實需要有著緊密的聯係。大致說來，自西周以至春秋，道德、政治思想得到了發展，孔子集其大成，提出了係統的道德、政治學說。隨後開始的百家爭鳴，也是以政治、道德學說，治國之道為中心。至戰國時期，人們的認識深入了，爭論從應該如何做，到為什麼應該這樣做，人性問題於是被提了出來。不同的人性學說，實際上都是對各種政治學說提供理論上的論證；從道德學說方麵看，則是對道德起源問題的討論。
綜觀古代的人性學說，主要的是三種基本形態和兩個基本傾向。三種基本形態即孟子性善論、荀子性惡論和法家的性私論。儒家思想無論性善論還是性惡論，或是後儒的種種學說，其根本的出發點和最後歸宿，是教人為善，根本精神是對人抱有樂觀和信任的態度，相信人都可以為善，即“人皆可以為堯舜”；法家則相反，其根本精神和出發點是不相信人可以自覺為善，認為隻能用法治的辦法，使其不能作惡。這是兩種根本對立的基本傾向。漢代以來，儒家的精神占主導地位，影響著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發展。
人性善惡的問題是古代人性學說討論的中心問題。這個問題的實質，是理想的善和對善的追求與現實中的惡存在矛盾。善與惡相對峙而存在，有善必有惡，有惡才有善。人們追求善，卻不得不麵對現實的惡存在。這是在道德領域內不可回避的一個根本矛盾。性善性惡的爭論正是這一矛盾的反映，是人們對這一矛盾的不同認識和提出的不同解決辦法。性善論認為善是本於人的天天性，惡是後天外界影響所致；性惡論則認為惡的根源是人的好利惡害的本性，而善則是後天禮儀教化的結果。性善性惡的爭論，實際上是對善和惡二者誰屬先天誰屬後天、誰屬天賦誰屬人為的爭論。在這個問題上的不同認識，同時也就反映了對道德起源和本質的不同認識，決定了成善途徑、修養方法上的不同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