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治亂在風俗，匹夫與有責
這是說社會風氣。據《孝經》記載，孔子已經提出“移風易俗”這一命題，隻是沒有做具體的論述。苟子對社會風氣極為重視，認為社會習俗可以改變人的誌向以至本質，使人化惡為善，從而提出要培養良好的社會風氣，“注錯習俗”。宋代蘇軾也重視風俗，把風俗比作國家的“元氣”。特別是明末顧炎武等人，有見於世風不良，對社會風氣問題從各方麵進行了闡發。他將亡國和亡天下區分開來，把改朝換代叫亡國，把道德淪喪、風氣敗壞叫亡天下。認為國家治亂關鍵在社會風氣，社會風氣的好壞取決於士人的自覺，因此提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思想。以後一批士人繼續發揮顧炎武的思想，比較全麵地闡述了社會風氣、國家治亂和個人修養之間的關係。其思想主要有以下幾點：其一，“天下之治亂，係乎風俗”；其二，“風俗之厚薄……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士皆有恥，則國家永無恥矣”；其三，社會風氣之好壞，可以改變人心，“風俗美則小人勉慕於仁義，風俗惡則君子亦婉轉於世尚之中，而無以自異”；其四，以自己的言行“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是士人的責任。他們脫離社會經濟、政治看社會風氣及治亂問題，想依靠少數人的道德表率作用來改變社會風氣，挽救社會危機，實際上也沒有收到預想的效果。但是，他們對社會風氣重要性的闡述是深刻的，至今還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尤其是他們對“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高度自覺，把自身的道德修養看做個人對改善社會風氣所應盡的責任，主張從自己做起，這很值得我們學習、提倡。
五、正人先正己
中國傳統倫理道德認為，優良道德風氣的形成，雖然人人有責，但是在位者身教的作用尤為重要；進行道德教化，養成良好的道德風氣，關鍵在於在位者。孔子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這些話包含著深刻的道理，認識這一點，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孔子又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這句話為後世儒者反複引用，以說明民風之好壞，全在為政者。在這些言論中，把百姓形容成被動的、任人捏合熔鑄的東西，反映了統治者對人民群眾的偏見。但這些言論的主旨是強調了為政者的責任，其中包含著這樣的思想：沒有不好的百姓，隻有不好的政治和不好的官吏；民風不良，責任不在下而在上；改善民風要從改善施政和吏治人手。這是具有借鑒意義的。
六、以史為鑒
這是從曆史經驗論證治國要以教化為本的思想。春秋戰國時期，孔子雖然提出了為政以德的主張，但他的主張並沒有能夠實行。當時在治國問題上存在著兩種對立的主張，即孔子儒家為政以德、以教化為本和法家以威勢為本、依法治國的主張；而在實際生活中，法家的主張占據了主導地位，儒家的主張則被認為是“迂遠而闊於事情”。秦先用商鞅，後用李斯、韓非的法家主張，由弱變強，終於吞並六國。建立了中國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王朝。然而秦王朝隻存在了14年，就被農民起義所摧垮，短命天亡。這一情況引起了社會上的極大震撼，促使漢初的統治者重新考慮治國的方略，尋求長治久安之道。其首先是認真總結秦所以速亡的原因。總結、思考的結論，集中到一點，就是陸賈所說的“秦二世尚刑而亡”，賈誼所說的“仁義不施，而攻守勢異也”，沒有以教化為治國的根本。從而，我國古代重視道德教化的傳統重新又被肯定。唐朝繼隋的亂世，某些方麵與漢初有類似之處。所以，唐太宗李世民很重視對隋亡的教訓的總結，很重視道德教化。了解這些曆史過程，就可以懂得，重視教化的傳統並不隻是由少數思想家、政治家倡導而形成，而且是曆史經驗的結晶。
天人論
天人關係問題是中國傳統思想中的一個根本問題，而“天人合一”則是回答這一問題的主要趨向。天人合一觀貫穿於中國古代文化的各個方麵，成為中國古人觀察、認識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和歸宿；因此，不了解傳統的道德思想，就難以把握中國傳統文化，自然也無法把握中國的傳統道德思想。“天人合一”有著豐富的內涵，其中與道德有關的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關於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這是全部古代道德思想的出發點。基本的論點包括天地生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與萬物一體。
第二，關於天道與人道的關係。認為人道本於人性，性與道合一，而人性又秉於天賦。性是自然，屬天；道是人文，屬人；性、道合一就是天人合一。在此基礎上論證道德起源和道德修養的問題。
第三，關於人最為天下貴和人禽之別。認為人是萬物之靈，有高於萬物的價值。人之所以異於禽獸、高於禽獸，在於人有道德。這種對於人禽之別的認識，把道德和道德自覺提到了極高的地位。
第四，人與自然界的關係。人應當怎樣對待自然界？中國古代思想家們從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與萬物一體的思想出發，得出了人要與萬物為友、人與自然應該和諧的結論，實際上提出了生態倫理、環境倫理的問題。這是天人合一觀的一個方麵。這一點在古代雖然不占主要地位，然而在今天人類麵臨日益嚴重的環境危機的情況下，卻愈來愈顯示出重要意義，成為當前人們討論天人合一觀時關注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