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道之以德，有恥且格
為什麼道德教化是治國之本？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涉及對道德的社會功能及其特點的認識。
第一，孔子說依靠刑政隻能使百姓“免而無恥”，不敢做壞事卻沒有羞恥之心；依靠道德教化才能使百姓“有恥且格”，有知恥之心而自覺走上正道。這一認識基本上正確反映了道德不同於法律的特點，指出了道德教化在穩定社會秩序方麵的重要作用。賈誼說教化是“禁於將然之前”，刑罰是“禁於己然之後”，教化的目的和功能是“使民遷善遠罪而不自知”，這都是對孔子思想的闡發。董仲舒把“聖人”和“天”的作用過分誇大，但他把教化喻作“堤防”，也有一定合理因素。王符提出心與行的關係，認為心是本，行是末，“行起於心”，行為是由思想支配的，由此說明治國要“務治民心”，是對這一問題進一步的論證。貫穿於這些思想中問的一個基本精神是重視道德的教育作用，認為刑罰隻能治標，教化才能治本.不應停留在消極的懲罰犯罪、禁人不得為非上，而應當積極地提高人們的道德水平，引導人們自覺從善。應該說，這個思想或原則很重要，具有積極意義。
第二，孟子、荀子等人單純從人性來說明道德教化問題，固不足取，但其思想中也含有一些合理的成分。孟子說人類無教則近於禽獸，把有無道德提高到人與禽獸的區別上來認識，是很有意義的。苟子、董仲舒說人待教而成善，強調了道德教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是有積極意義的。董仲舒還說“王”是以“成民之性為任”的，把國家的職責歸結為對百姓進行教化，這是片麵的，但把教化看做國家的一個重要職責，卻是正確的，可以說是灼見。
三、德主而刑輔
在強調道德教化的同時，怎樣處理教化與刑政的關係？孔子雖說過“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並不完全否定刑殺的作用，但他追求一種“勝殘去殺，必也無訟”的思想。苟子他既指出單靠賞慶刑罰勢詐不能盡人之力，致人之死，也指出了堯舜不能改造奸險詭詐之人，教化不是萬能的；提出了要把教與誅、禮與刑相結合的思想。但其基本的立足點還是道德教化，強調以教為本。徜子·議兵》中的一段話充分說明了他的這個基本立場：“凡人之動也，為賞慶為之則見害傷焉止矣。故賞慶、刑罰、孰詐不足以盡人之力，致人之死。為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孰詐除陀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勞苦煩辱則必奔，霍焉離耳，下反製其上。故賞慶、刑罰、孰詐之為道者，傭徒粥賣之道也。不足以合大眾，美國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儀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長養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俗不順其上，則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孽，若祓不祥，然後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將以為利邪？則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陋，誰睹是而不改也哉！然後百姓曉然皆知修上之法，像上之誌而安樂之。於是有能化善、修身、正行、積禮、尊道德，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起矣。是高爵豐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為害邪？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生民之屬，孰不願也？雕雕焉縣貴爵重賞於其前，縣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哉！”董仲舒進一步明確提出“刑者德之輔”，“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未也”，由此確立了德主刑輔的傳統模式。
韓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一般認為他的思想有非道德主義的傾向。但他提出的“譽輔其賞，毀隨其罰”，“賞譽同軌，非誅俱行”的原則，強調道德輿論的毀譽必須與法的賞罰相協調，實際上提出了道德與刑、法的關係問題，與苟子的論述可以說有異曲同工之妙。不過，他的立足點是法，而不是教。他提出了關於實行政治、經濟改革與舊道德之間的矛盾，這一點是很深刻的。但在看到了這種矛盾之後，他不是主張以新道德來代替舊道德，而是得出了道德無用甚至有害的結論；主張“以法為教”，“以吏為師”，企圖用法來代替道德，陷入了非道德主義的錯誤。今天我們也處在改革時期，韓非在這個問題上的正確方麵和錯誤方麵都值得我們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