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傳統道德的“五倫”關係中，尤重父母與子女之間的人倫關係。“父慈子孝”，是對“父子有親”的進一步解釋。“孝”被作為一切道德的根本。一個人隻有能“善事父母”，才能對他人有信，對國家盡忠。孔子的學生有子說：“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未仁之本與。”孝順父母就不會犯上，顯然，在當時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但同時也強調了“孝”是“仁”的根本，隻有做到了“孝”，一即在家庭中能“善事父母”，才能正確地對待他人、對待社會。中國傳統倫理中把“善事父母”看做是衡量一個人道德水平的最基本前提，把對待父母的態度作為處理一切人與人之間的基礎，這一思想，是有合理因素的。“善事父母”，並不意味著無原則的順從，對父母的錯誤，也應當提出批評，進行諫諍。但是，在維護等級製度的社會裏，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中的“孝”，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為尊者諱”的烙印，在尊者與卑者的關係中，總是要壓製卑者的權利。特別是隨著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經過西漢董仲舒和宋明理學家的扭曲，對孝更作為絕對化和片麵化的解釋，這是我們在今天應當加以批判的。
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期，在家庭倫理關係中強調父母應該關心、愛護、養育、教育自己的子女，而子女應當孝敬自己的父母，體貼自己的雙親，並在父母年老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主動擔負起贍養的義務。這對於維護社會的安定和諧和社會的整體利益，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4.追求精神境界，把道德理想的實現看做是一種高層次的需要。
中國傳統道德認為，人之所以不同於動物，是在於人有道德，因而，人們除了有物質需要外，還有精神需要，而一切精神需要中最高尚的需要就是道德需要。道德需要是對自己所信仰的理想人格的追求，是對他人、對社會作貢獻而不是向社會索取。要實現這種追求，就應當明智。智，也作知，即理智、智慧。孟子把“智”看成是判斷是非善惡的一種能力，認為“是非之心，智也”。在古人看來，“明智”則必須“好學”，學習既包括學習一般的文化知識，也包括學習倫理道德知識，是道德修養的重要內容和途徑。聖賢由學而成，道德由學而進，才能由學而得，離開學將一事無成。《劄記·中庸》強調“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要求人們通過勤奮學習，學以成德，學以成性，“變化氣質”。在儒家傳統倫理思想中，認為“為學的目的”就是要“改變氣質”，以達到“成聖”、“成賢”的目的，把道德上的“理想人格”作為學習的根本要求。古人說“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立功，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認為人生在世，雖不免一死，但有三種成就，可以在人們的心中長存不朽，其中最不朽的成就，就是個人的高尚品德。孔子主張在物質生活基本滿足的情況下，人們應當追求一種崇高的精神生活，並把這種對精神生活的追求，看做是人生的最大快樂。孔子稱讚他在“德行”方麵最滿意的學生顏回時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認為一個人隻要有了這種追求崇高道德的要求，就可以克服人生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種困難和挫折。道家更崇尚精神境界，把無私無欲的“真人”、“聖人”作為最高的人生理想。墨子“尚賢”，推崇“聖王”、“聖人”，把為大眾謀利的犧牲精神，作為人生最值得的追求。中國傳統道德對這種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總是同自強不息、剛健有為的人生哲學相聯係，總是同“發奮忘食”、“樂以忘憂”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人生態度共同發展。盡管中國傳統道德所提倡的這種精神境界，對於大多數人而言，是不容易達到的，但是，人們仍然抱著“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誠摯態度，孜孜不懈地不斷追求。孔子說：“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說：“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又說：“生我所欲也，義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表現出為追求崇高精神境界和理想人格的一種不屈不撓的堅定意誌。